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袁世凯也并非一出生就是“窃国大盗”，孙中山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对“南陈北李”来说，在旧中国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结社很平常，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可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不一定能觉察到质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
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大。那么在当年谁看好这个党？谁认为这个党将来有大的作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让人遗憾。
我们前面也讲过，当时看好这个党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据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回忆，他当时参加“一大”时19岁，北京小组当时有两个名额，李大钊是建党发起人，有个固定名额；另一个名额属于张国焘。张国焘当时已经去了上海，李大钊因“索薪委员会”无法抽身，去不了。刘仁静回忆道：“李大钊去不了其实也轮不着我。”
北京小组当时还有一位资深的党员邓中夏和另外一位资深党员罗章龙。邓中夏和罗章龙两个人是刘仁静的入党介绍人，俩人资格都很老。可是征求邓中夏的意见，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邓中夏不去轮到罗章龙了，罗章龙也不去。罗章龙为什么不去呢？罗章龙要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搞工人运动，也没有时间去。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这就是当时中共成立时一幅真实的图像。
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奇怪，当时中国大地的情况如前所述，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与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也不知道这个党成立能搞多长时间。
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而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立，南京离上海多么近啊！刘仁静作为北京小组一个资历很浅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出任中共“一大”代表，拥有中共“一大”代表身份名垂千古，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各种各样的展览，中共“一大”代表十三个人的名单、照片都有刘仁静，而邓中夏、罗章龙呢？随着历史的推演，人们对他们的印象越来越淡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