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看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宣战诏书：
……倭船多支，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还有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英、俄、德、法、美、意、奥、日、荷、比、西十一国)的宣战诏书：
……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一份又一份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使我们看到，满清末世的这些统治者并非没有说“不”的胆量和决心，他们说“不”的理由又每每在极短时间内转化为说“是”的根据。为什么？
和战转换之间，表面上说保社稷江山，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
《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个晚上，退朝后不吃不喝、一日夜未尝暂息的道光皇帝，考虑更多的是他个人和爱新觉罗王朝的尊严受到损害，是“愧对祖宗”。
《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好哭的咸丰帝，更是终日流泪不已。但当他向热河逃跑时，国家社稷都顾不上了，却不忘记自己还要喝鹿血，“命率鹿以行”，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大臣苦劝“何必率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才勉强作罢。
至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变成了《马关条约》，则更是空前的割地赔款: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与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斩立决，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钦差大臣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先听说列强要逼她下台交权，于是决心一战；后来证明传言不实，列强并不想赶走她而仍然愿意接纳她，便立即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至于主战派、反战派，则不过是她手中几张牌而已。玩旧了，便随手付之一炬，让周围一无所剩，真可谓“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在这位太后主持之下，最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很快就变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哪怕从这一纸到那一纸将中国的财源支付净尽，哪怕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只要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还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
这样的人执掌国政，国家民族怎能不面临无穷无尽无边无涯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