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如何实现“熵减”
■毛炜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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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作战体系可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诸军兵种参战力量相当于若干子系统，要实现作战体系的内部高度有序，就要建立并运行能够影响整个作战体系的“战争协同机制”。这种“协同”并非单一行动的协同，而是全时空、全系统、全流程的协同。如果从“熵”的角度进行解读，要想让作战体系内部更加“有序”，需用“熵减”来对抗“熵增”，从而有效提升战斗力，增大击败对手的概率。
什么是“熵增”与“熵减”
熵的概念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年提出，用以度量一个系统“内在的混乱程度”。所谓熵增定律，是指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总混乱度即熵会不断增大。
根据熵增定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很多现象都能够得到解释，如房间不收拾会越来越乱，农田不打理会杂草丛生，食物放久了会腐烂分解，太阳会不断燃烧衰变……由此可以推导出：恒星终将熄灭，生命终将消失，宇宙终将变成一片死寂。这个最终的状态也被称为“热寂”。由于熵增定律无处不在，爱因斯坦甚至将其称为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
如果说“熵增”的本质是“宇宙趋于混乱和无序”，那么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对抗“熵增”。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说道：“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认为人只有通过摄入食物、严格自律，才能够对抗“熵增”。换个角度思考，战争中，对抗双方消耗、杀伤、破坏对方力量体系的过程，也符合熵增定律，甚至在加速“熵增”。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有效对抗“熵增”，从而提升自身战斗效能呢？
答案是“熵减”。如果说“熵增”代表“趋于混乱无序”，那么“熵减”就代表“趋于清晰有序”。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战争中如何实现“熵减”？
从定义来说，“熵增”的条件有两个：封闭系统＋无外力做功。那么，实现“熵减”便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开放系统＋外力做功。
所谓开放系统，就是吸收“负熵”。对于自然界的植物来说，“负熵”就是阳光；对于动物来说，“负熵”就是食物链下游的动植物。对于战争中的武装力量来说，“负熵”则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战争是不断消耗的过程，因此，对于交战双方而言，后续补充的战斗人员、武器装备、弹药物资等都是“负熵”,也是实现“熵减”最有效的手段。此外，情报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负熵”。战场上，情报信息能够有效减少“战争迷雾”，帮助指挥员了解掌握清晰全面的战争态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
所谓外力做功，就是建立“协调同步机制”，使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高度有序，系统运行更加高效流畅，从而降低混乱度、对抗“熵增”。自然界的类似同步机制无处不在，比如鸟群、鱼群、蜂群、蚁群等，它们结伴而行，同步迁徙、觅食、攻击或躲避。这种同步机制的深层次原理尚待研究，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这种协调同步的机制普遍且一直存在，对各类物种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战争。战场上，作战体系可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诸军兵种参战力量相当于若干子系统，要实现作战体系的内部高度“有序”，就应建立能够影响整个作战体系的“战争协同机制”。
以“战争协同机制”对抗“熵增”
所谓“战争协同机制”，指的是全时空、全系统、全流程的广义“协同”，并不单指作战行动。从熵的角度进行解读，“战争协同”的目的是为了让作战体系内部更加有序，从而对抗“熵增”、实现“熵减”。事实上，协同机制一直都存在并以不易觉察的方式影响着战争系统的运行。目前来看，主要包括力量、意识、思想三个层面。
力量层面的协同。这种协同方式主要是通过摆兵布阵、优化组合的方式来实现。历史上，通过力量密切协同赢得战争的例子数不胜数。如贝卡谷地之战，就是空战与电子战密切协同的范例。1982年6月9日，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突袭。以军首先派出无人机引诱叙利亚防空导弹阵地雷达开机，F-15、F-16、F-4战机和E-2C预警机、波音707电子战飞机紧随其后。其中F-15、F-16战机用于拦截叙利亚“米格”战机，以确保制空权；E-2C预警机全程提供指挥通信和电子干扰。这招果然奏效，叙军防空制导雷达开机后，虽然击落不少无人机，却暴露了自身位置。以军F-4战机随即发射反辐射导弹和空地导弹，通过信号追踪对叙军防空阵地实施打击；短短数分钟时间，叙军经营多年的“萨姆”系列防空导弹阵地便毁于一旦。防空阵地遇袭后，叙军战机升空拦截。但是这些战机还未进入贝卡谷地，就被以军波音707电子战飞机切断了与地面中心的通信。而后以军以逸待劳、协同作战，击落叙军大量战机。经此一役，叙利亚有数十架飞机被击落，20多个防空导弹连遭重创，而以军只损失了几架低成本的无人机。这场作战表明，信息化战争时代作战力量的优化组合和密切协同，是实现“熵减”作战的基本途径。
意识层面的协同。这是比力量层面更高级别的协同，主要通过增强“协同意识”的方式来实现。作为基本指挥方式之一的分散指挥，目的就在于增强和发挥各级指挥员的“协同意识”。1948年10月15日，我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为防止国民党军主力后撤，计划就地聚歼廖耀湘兵团。10月19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计划。各路纵队从多个方向进入战场、展开战斗。尽管拟定了作战计划，但敌主力方位不明；廖耀湘兵团也无法预见会在哪里遇到我方围堵。双方兵力犬牙交错，战场态势迷雾重重。在此背景下，东北野战军指挥部适时下放指挥权，要求各部围绕作战意图实施分散指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临机自主协同。当时，独立第2师准确判断出廖耀湘要从营口逃跑，在未接到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死死缠住敌人，成为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关键一环。第6纵队得知“廖耀湘决定往新民方向撤退，4个主力军已经集中在胡家窝棚一带，准备沿着公路推进”这一重大情报时，当机立断展开围堵、死守阵地，彻底封住了敌人撤退的道路。第3纵队一部得知，在胡家窝棚国民党军佩短枪的比拿长枪的多、小汽车多、电话线多、瓦房上天线林立，因此断定此处必有“大鱼”，果断出击攻入廖耀湘兵团指挥部，一举捣毁敌指挥中枢，加速了廖耀湘兵团的覆灭进程。我军各路纵队的这种思维方式，就体现了分散指挥的要旨——指挥员关注的不仅仅是上级命令的完成情况，更是上级意图的实现程度。与分散指挥类似的指挥方式还有任务式指挥，也是强调上级充分下放指挥权，让下级指挥官围绕上级意图自主行动。2003年，美军在巴格达实施的“迅雷行动”就是典型的任务式指挥。这些战例表明，意识层面的主动作为和相互协同，是实现“熵减”作战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指挥方式发展的重要方向。
思想层面的协同。这种协同主要通过思想上的“武装”来实现。撇开意识形态、武器装备等因素，单就战斗精神而言，历史上强大的军队，都完成了思想层面的“武装”。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陆军为主力对抗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海陆空三军，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均不如对手的情况下最终赢得胜利。作战中，许多志愿军部队在发现美军进攻规模较大、情况危急时，不怕牺牲，主动留下阻击，掩护友邻单位。通过一场场坚决的阻击战，把美军的铁甲洪流死死拖住，将战线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一带。这个被美军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碰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就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军队。以至于西点军校学者在总结战争教训时强调，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怕的是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实现最深层次的“同频共振”
力量、意识、思想三个层面的“协同”相对比，其对军队内部“有序”程度的影响呈递增趋势。如果说力量层面的协同是“联合”，意识层面的协同是“耦合”，那么思想层面的协同就是深度“融合”。这种思想层面的“同频共振”，使得军队每一名士兵都能够在上级命令下全力以赴、视死如归，将整体战斗力发挥到极致。
举个例子，如果上级命令甲部队守住某座桥，以阻止乙部队机动。力量层面的协同，能够保证甲部队在准确的时间节点抵达这座桥，与友邻部队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这种协同方式可以保证甲部队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但并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意识层面的协同，能够保证甲部队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时，通过充分理解上级意图，主动撤至乙部队机动路线上的另一处高地，继续执行拦阻任务。这种协同方式主要依靠指挥官的联合意识和临机处置，如果对上级意图理解出现偏差，那么命令执行效果将大打折扣。
而思想层面的“协同”，则能够保证甲部队坚决、彻底地完成守桥任务，哪怕战至一兵一卒、流尽最后一滴血，也绝不让敌人从此桥通过。这种“协同”方式将完成任务视为第一原则，这一原则高于一切，乃至生命。这也是我军历史上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前仆后继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将自己视为军队集体的组成部分，在关键时刻坚决服从全局利益，宁可牺牲小我，也要完成任务、成就大我。
熵增定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只要认清其规律，在吸收“负熵”的同时，努力“做功”，从力量、意识、思想等层面加强“协同”，就能够有效对抗“熵增”，实现“熵减”作战，从而提升战斗力，增大击败对手的概率。
换个视角看战争
■侯永波
去年，一部名为《信条》的电影在国内上映，让观众大呼“烧脑”。电影中人类运用“逆熵”原理实现了时间的逆转，在银幕上展现出一种奇特的“时间钳形攻击”行动。从熵的“逆熵”再到时间逆转，再到“熵减”作战，可谓大开脑洞。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动力。相比于科学技术对武器装备发展的牵引推动，其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启迪改变更为深刻和持久。这就启示我们在加强现代科技特别是军事高技术知识学习的同时，要不断提升科技素养、创新思维模式，善于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考察战略战术变化，丰富看问题的视角，拓宽搞研究的视野，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把脑洞开得再大些，为军事理论创新插上隐形的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