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在建国后的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然而，如果再过100年，当我们的后代浏览世界战争史文献时，他们将难以苟同卡特的观点，因为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朝核危机再到伊朗核危机，几乎所有命名都没有留下任何美国的痕迹，仿佛它们与美国没有丝毫关系。
▲ 美军士兵在阿富汗战场
美国的好战事实与战争命名之间的偏差体现出其国际事务定义权优势。国际事务定义权是国际政治话语权之源，当国际事件发生时，公众首先关心的是“发生了什么”，其次才是“如何发生”和“如何应对”。国际事务定义权代表着对国际事务的首次定义和解释，回答的是“发生了什么”的问题。
国际事务定义权既来源于一个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客观认识，也包含着对国际事务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政策。
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寻找、界定和叙述“安全威胁”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一直在通过国际事务定义权塑造“安全威胁”：
一是利用国际事务定义权定义对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帝国”、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后冷战时期的“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等；
二是利用国际事务定义权命名战争，避免在战争命名中带入美国；
三是利用国际事务定义权命名危机。比如“古巴导弹危机”的定义直截了当地阐释出：古巴是危机的爆发地；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苏联和古巴制造危机危害西半球和平，而美国则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将自身置于道义制高点；
四是利用国际事务定义权界定世界发展格局。20世纪末以来，美国话语霸权地位逐步确立，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比如，关于民主政治的未来走向，“历史终结论”曾被长期奉为公理；关于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文明冲突论”一度拥趸众多；关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西方中心论”迄今依然占有较大话语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国际事务定义权正如法炮制地运用在中国身上。譬如，美军将中国积极防御的国防能力定义为AD/A2，即“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贯穿其中的因果逻辑是：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破坏了美国在亚太的“常规行动”，中国是西太地区既有秩序的“破坏者”，而美国是地区和平的“守护者”。同样，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当今美国对华舆论中最典型的话语圈套，引导全世界从“陷阱”的角度预测中美关系走向。
当前，国际舆论场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塑”而非“自塑”，中国亟需建构一套充分体现我国国际秩序观的话语体系，迈出的第一步应从国际事务命名权开始。
一是认清国际话语的政治属性。国际话语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学术研究，其背后是残酷的国际政治博弈和斗争。美国很多定义和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如蕴含价值取向的“新黎明”“阿拉伯之春”，为支持对外政策营造的“反恐时代”“新冷战”等。因此，应当充分认清国际事务定义权的政治属性，站稳自身政治立场，辨别美国话语输出的政策起点和背后逻辑，从政治层面高度重视和认真应对。
二是防止落入美国话语陷阱。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一些定义，本身就是隐藏在强势话语背后的陷阱。不能盲目引用、传播美国话语，作为我国话语研究和话语应对的起点，否则容易为他人作嫁衣，成为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声筒。
三是培塑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事务定义权。培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事务定义权，就是要跳出美国的话语窠臼，抢占国际事务定义话语制高点，提出适合国情、适应时代、于我有益、于世界和平有利的国际事务定义，改变国际事务定义权“西强我弱”的态势。
▲ 王毅外长在2020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演讲
首先，强化国际表达，抢占舆论先机。
国际事务定义权的重要性首先体现为先发优势，能否获得国际事务定义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快速发布权威消息，满足人们对“发生了什么”的信息需求。因此，在国际事务面前应强化国际表达，快速甄别事实、及时研判情况，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并在第一时间发声。
其次，体现中国特色，反映中国风格。
培塑中国国际事务定义权，不能简单套用美国话语概念，应当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风格、符合国际需求的国际事务定义权，比如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再次，整合媒介资源，拓展传播路径。
拓展中国国际事务定义传播渠道，应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推动传统媒介和互联网资源有效整合，打造一批具有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国际事务定义权的培塑应积极开拓公共外交传播新路径，鼓励专家学者从学术机构中走出来，形成政府、媒体、学术界的系统化运作。从国际事务定义的提出，到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的发布，再到专家访谈、解读、互动，以及主动搭建论坛、研讨会等国际交流平台，各个层级环环相扣形成话语传播合力，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国际事务定义传播格局。
（图片源自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