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18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从上海乘民生公司轮船溯流西行。范长江向《大公报》提出去西北采访的请求，不要差旅费和工资，仅要稿费；只需给他一个证件、一个名义，再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 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掌门人满口答应，给他发了旅行记者证，还开了介绍信，以备沿途遇有困难时使用，且预付了部分稿费。
在四川内江家乡作短暂停留后，范长江来到成都。此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声势浩大。7月初，范长江只身从彭县进入雄峻的龙门山：“越走山越大，人家越少，深山密林，道路曲折，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想能撞见红军。”山民见他不是当地人，单身独行，都劝他不要前行，以避土匪、野兽侵袭。范长江只好退回成都。
红军所到处，皆归“苏先生”管辖
1935年7月14日，胡宗南部队一个参谋团要从成都北上去兰州，范长江争取到同行机会。他头戴南洋太阳帽，身着戎装，双肩斜挎干粮袋和子弹带，腰系文件包，脚踏马靴，跋涉崇山峻岭。“记者深入其中，俨然如入森罗地狱，阴寒澈骨，不敢久停。”夜里投宿林间，轮到范长江值夜班，不时闻到虎豹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身披棉被，手持手枪，仰观满天星斗，耳听呜呜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
范长江在江油追寻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队的足迹，看到红军白军交战留下的痕迹。中坝北门外立了一块大石碑，镌刻八个大字：“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到白石铺，墙上刷着标语“武装拥护苏联！”范长江与当地居民交谈，经常听到一个人名“苏先生”。据他们说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范长江恍然大悟：苏先生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红色政权苏维埃。
涪江之水来自雪山，江水寒冷刺骨。红军据守涪江南岸时，国民党第二师派善泅水之官兵游泳过河攻击。但下水官兵十之八九皆被水冻僵下肢，没水而死。范长江说：“记者亦曾以足部试之，下水数分钟，即失足部知觉，急提出水，必经五六分钟，始能回复原状。”
范长江从胡宗南部队获得情报：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松潘西南的毛儿盖，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在黑水沟一带活动。范长江分析说：“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由此判断，红军必将在冰雪季到来之前，脱离困境，另谋出路。
熟悉地理的范长江认为红军北上，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即包座、郎木寺和阿娃，各有利弊。偏西的阿娃线，即阿坝州，要过黄河激流和给养维艰的牧区。中间的郎木寺线，草地、雪山和洮河阻拦。偏东的包座线，有杨布岭、白龙江、迭山和洮河四道奇险。
范长江当时并不清楚红军内部已经发生分裂，毛泽东坚持北上，张国焘执意带领主力南下。1935年9月9日，急于脱险的毛泽东，果断带领红军右路军北上，由川入甘，走的是偏东的包座线。红军作家成仿吾描绘这段征程：“部队沿包座河上游行走，左边是悬崖绝壁，右边是急湍奔腾的包座河，路是极狭窄的小道，异常难走，有时路被河水淹没，只好攀着悬崖，趟着急流前进。”
红军沿着达拉沟进入甘南迭部，在三岔口摆了一个迷魂阵，没有径自北上，而是向西拐了一个弯，走进了山峦环抱的高吉村。当地老乡认为，中央红军除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还担心张国焘追击，所以向西到高吉村转移隐蔽。中央红军到这里仅剩八千人。
高吉村依山傍水，红军懂藏语的人把高吉村藏语发音听成了“俄界”。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中央红军“五人团”，为军事核心领导。因病没有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依然当选为“五人团”成员。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浩荡的中央红军缩编成单薄的陕甘支队，出人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