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西伯利亚执行“秘密任务”
根据每个中国学员的在校表现，伏龙芝给他们作了政治上和学习上的评语。内容虽然很严苛，却是相当客观的，例如在对左权的评语中写道: “政治积极性中等，总体发展良好。平静、自信、沉稳克己。未发现不合时宜的行为。俄语掌握得不太好，但可以独立研习发予其的俄文资料。能够用俄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军事上相符于全班总体水平，即中等偏上一些。处理情况时略迟缓，但足够自信。对技术手段的斗争非常感兴趣。政治方面的发展良好。”
然而，在所有的评语中却没有刘伯承的名字，使人颇感困惑。几份尘封的历史档案以及一些中国学员的回忆录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条线索是在1930年5月6日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党支部审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发现的。会上，战术学老师多不拉沃利斯基询问刘伯承，为什么没有完成布置的作业？刘伯承答道，因为奉命去西伯利亚执行任务，所以没有来得及。由此可知刘伯承曾被派往西伯利亚执行某“特殊任务”，但因涉及军事机密，会上并未多谈。
第二条更为直接的线索出现于1929年10月30日的标为“绝密”的档案中。刘伯承与8名其他军校的中国学员被派往某地，刘伯承被单独列出并注明: “以其丰富经验，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来自陆军大学（曾经任军长）”。这份档案与伍修权的回忆相印证: “1929年秋在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我曾被派往伯力苏军远东司令部工作，听说刘伯承也在那工作，还是‘远东工人游击队’的司令。”这支部队一直在伯力的山区里训练，伍修权对刘伯承是只闻其事，未见其人。虽然中东路冲突很快结束，这支工人游击队并没有参战，但刘伯承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得到上下一致的赞赏。可见，1929年秋到1930年春，刘伯承受学校指派前往伯力执行“特殊任务”，随后返校继续学习，因此错过了学校下评语的日子。
在几名同学的描述中，刘伯承这位37岁的将军级学生的形象，一下子鲜活起来。屈武这样评价道: “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同志，是一位红色的指挥官，在工作中没有出过差错，在学习上非常努力，精力充沛，还会独立翻译教材。他对所有科目都感兴趣。”陈启科说: “刘伯承在学习上很努力，对党也非常忠诚。”一位叫欧列宏（音译）的学员对刘伯承的评价是: “他热心于政治生活和学业，甚至在假期时候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刘伯承在高级步兵学校的同学、开国少将吉合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同志十分关心我们，常抽时间回学校看望我们，问寒问暖，从思想上积极鼓励我们努力上进。我们的相处虽短暂，却使我终生难忘，给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树立了光辉榜样。”真诚朴实、随和可亲、刻苦努力、稳健沉着、具有长者之风的儒将，可以说是对刘伯承三载留苏的比较准确的评语。
1930年夏，全国的正式红军已有15个军，共7万余人，建立起大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新的革命形势催生了对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4月17日，李立三于上海给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和瞿秋白寄来分析国内情况的信，要求“尽快派遣能干的中国同志回国”。根据这项要求，50多名各军校的中国学员于5月动身回国，刘伯承、左权等5人于8月到达上海，踏上了各自下一阶段的革命征程。
（作者单位：俄罗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