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鹤谁知便丧邦
鹤、狗、蛐蛐儿，三者有何干系？风马牛不相及。但若与“宠”字相连，与政事攸关，便有几分相通之处。
鹤多与吉祥有关。比如《诗经》中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的诗句，借以赞颂隐逸之士的飘逸高洁。道教则视鹤为长寿的象征，故有童颜鹤发、仙风道骨之说。宋代林逋更有“若比孤山林处士，但非鹤子梅妻”的美谈。但也有反面典型，那就是“卫懿公好鹤”之典故。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后经《史记》《东周列国志》延伸，故事更加跌宕起伏。鹤不仅可以乘车出入，更是穿锦衣、封官爵，以至当时百姓嗟叹：梦中幸为白鹤身，锦衣玉食乐开怀；不料梦醒竟为人，无衣无褐忧愁来。
人不如鹤，物极必反。后来狄人入侵卫国，卫懿公欲用兵，军队却“不合作”，有令不行，纷纷发泄心中不满：“君好鹤，鹤可令击狄。”鹤自然不能御敌，卫懿公只好征召少数近卫军仓促迎敌，结果城池很快被攻破。“荧泽当时遍磷火，可能骑鹤返仙乡？”
无独有偶。与卫懿公同时代的晋灵公，同样沉溺于物。《郁离子》记载：“晋灵公好狗，筑狗圈于曲沃，衣之绣。”人有爱好，就有软肋，就容易被攻破。晋灵公身为一国之君，宠狗至此，岂能不被人利用？宠臣屠岸贾时常“因公之好也，则夸狗以悦公，公益尚狗”。
事情发展到最后，“士大夫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贾，则狗群噬之”。屠岸贾不仅通过狗获得国君的信任，还藉此除掉大批政治对手，狗的地位也因此变得更加显赫。屠竟用宴飨士大夫所用的礼器来喂狗，而且下令“有犯吾狗者刖之”，天下人皆“谈狗色变”。
最终，引发众怒的屠岸贾和晋灵公相继被杀，失去庇佑的狗也成了百姓桌上的一道美食。对此，刘伯温借助“君子曰”的口吻批评道：“甚矣，屠岸贾之为小人也，绳狗以蛊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宠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蠹虫食木，木尽则虫死’，其如晋灵公之狗矣。”
历史上，与卫懿公、晋灵公相比，外号“促织天子”的明代宣宗皇帝朱瞻基毫不逊色。据《明朝小史》记载：“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位粮长用自己的骏马换得一只蟋蟀，妻子十分好奇，便打开看看，结果蟋蟀跳出来被鸡吃掉了。妻子恐惧，遂上吊而死。此事被蒲松龄改编写进了《聊斋志异》，即为名篇《促织》，流传于世。
应该说，鹤、狗、蛐蛐儿，本是普通动物而已，与鹦、猫、蝈蝈儿并无二致，为什么最终却酿成了“杀懿公”“弑灵公”“自经死”的悲惨结局？根源在人不在物，正所谓玩物丧志。其实，只要“宠”的心态不改，这个“物”可以是鹤、狗、蛐蛐儿，也可以是字、画、古董，甚至可能演变为酒、色、豪赌。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多少会有一些爱好的，譬如舞文弄墨，譬如提笼架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爱”之是否得当，“好”之是否有道，品性不一，结果迥异。好而不贪、不为物诱，可以怡心养性、涵养精神。沉湎其中、卜昼卜夜，必然爱鹤失众、以物害政。
一段时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爱好往往是自己的“致命弱点”。更为致命的是，这个弱点常被别有用心之人疯狂利用，正如清人汪辉祖云：“近利以利来，近色以色至，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阴窃其柄。后虽悔悟，已受牵持。”回溯过往，“一鹤谁知便丧邦”之事俯拾皆是，泣血教训，当以为鉴。
当下，从严治党之篱越扎越密，正风反腐之弦越绷越紧，“爱鹤失众”的反常现象断然不会出现。但个别党员干部认为“富贵不可求，则从吾所好”，文房四宝一桌，碑帖画谱满架，起早贪黑摄影，挖空心思收藏，失了本分、丢了本职。诚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警示的：“现在有的干部玩过了，飘飘然了，忘记了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了。”
《论语》有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古代士大夫尚有如此抱负，而今肩负复兴重任的广大党员干部，更须将兴趣爱好用于涵养党性、砥砺心性，滋润德行、恪守大道，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境界，从而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夙兴夜寐、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