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映着杭州湾，月色照着浦东平原，我们是雄壮的革命铁流，英雄地行走在敌人的‘清乡’线上。”唱歌的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当年叫诸亚民，曾被日军悬赏十万军票。我是在这位传奇英雄苏州的家中听到他唱这首歌的，那年他65岁。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是日伪重兵把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驻有华中派遣军第13师团、伪暂编第2军第13师、伪中央税警总团和伪上海特别市武装警察大队；还有地方保安团等。当地群众把日军叫“鬼子”“东洋乌龟”，称伪军是“黄衣裳”“黄狗”或“汉奸队伍”；喊黑衣警察“柏油桶”“黑壳虫”，叫土匪“野猫队”。
在如此艰难危险的境况下，坚持抗战的淞沪支队被誉为“浦东人民的灯塔”。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之际，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悲壮而感人的故事。历史，不容忘记！
东洋人要打篱笆墙了
1942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天有点闷热。杭州湾畔的浙江慈溪古窑浦，一艘方头“沙飞”（小船）向对面的浦东驶去。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就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还组建了南汇县抗卫四中队和奉贤县人民自卫团。
1941年，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日伪在南方“清乡”，汪精卫亲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军政并进，剿抚兼施”，7月1日起于苏南，后推至浦东。先军事清乡，后政治、经济、思想清乡。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朱亚民率短小精干的便衣武装，回浦东坚持内线反“清乡”。这时，其他号称“抗日”的各游击队早跑了。
朱亚民挑了11名队员，其中3名党员，全换短枪。虽说只有3个本地人，但其他人都熟悉浦东。船到奉贤柘林东，下船在滩涂走了一长段，上岸急行几十里，天亮前到七仓墩，来到靠拢中共的盐行乡伪乡长乔阿五家。他惊诧道：“东洋人到处砍竹子，就要在海边打篱笆墙了。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将来要走也走不了啦！”
“正因为要‘清乡’，我们才赶回来的。”朱亚民告诉他。
接上第一个关系后，小分队往东向南汇中心活动。一路宣传反“清乡”，安定群众情绪，组织青年，建立联络点，整顿情报网；并根据上海地下党经验建立直接秘密关系。经过工作，群众认为队伍回来有靠山。也有见他们就几个人，没“长家伙”，有些担心，甚至劝朱亚民离开浦东的。还有观望者，不敢联系。
一月后，浦东“清乡区”四周筑起竹篱笆墙。镇上建据点，沿海港口设检问所，大村庄驻伪军。随后，日军矛字3824、3825等主力、伪军刘铁成部和伪税警队5000多人，自南向北分区“清乡”。多路出动、分进合击，在指定区域内反复搜剿，用朱亚民的话：“好比车干河水拷浜头，一条小鱼也漏不掉”。同时，大批佩“清乡委员会”蓝底小铜牌的政工人员，下乡查户口，恢复保甲制；组织“乡民自卫队”，强迫群众站岗，发现游击队鸣锣报警。
朱亚民将队伍分为三组，由许培元、张宝生各带一组隐蔽在“清乡”边沿区，自己带一组在祝家桥一带活动，住的是偏僻小村宅、祠堂、渔民的蟹棚，甚至看坟的小棚，每天换个地方。吃饭群众送，送一次吃一天，没人送就挨饿。已是深秋，还是穿刚到浦东时的单衣。艰难环境和敌人引诱，使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朱亚民感到，只有打个胜仗，才能灭敌威风、鼓舞士气、打开局面。第一仗怎样打？10月下旬，机会来了。乔乡长与苏家码头（今奉贤区塘外乡墩外村）检问所一伪军结拜，那人吃鬼子亏要报仇。一天夜里，全队集合，从南汇长途奇袭。一路得到群众帮助，站岗的等队伍过了再敲锣。穿过层层封锁线，里应外合冲进据点。击毙3个鬼子，一个班伪军全部缴枪，我无一伤亡，只花20分钟就第一次全歼一个据点。当附近敌人赶来，队伍已在几十里外南汇周家弄休息了。
第二天，得到敌机动部队又回南边的情报。朱亚民抓住机会，在三灶接连打了两仗，共打死3个鬼子和10多个伪军。这些战斗歼敌不多却震动不小，毕竟发生在敌占绝对优势的“清乡区”内。于是，三五个鬼子带一个班伪军的小据点全撤了，放哨的老百姓也收锣回家，游击队能集中行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