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会议
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
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
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 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基调。张闻天作的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由此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
在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摆到桌面上来了。
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王稼祥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