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一晚上走不到七八公里
一句承诺，坚守一生。
当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踏上漫漫长征路时，邹衍毫不犹豫地挥别父母，离开了家乡。
“长征开始时，并不叫长征，而是战略转移。”邹衍说，当时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通信警卫班班长，这项工作一直干到长征结束。
长征出发时，为便于行军，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军委机关和直属单位被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主要由在中央苏区的党政群团机关人员组成。邹衍所在的总政治部则被编在第一纵队的第二梯队。
“两大纵队人员非常多，加起来过万。”邹衍回忆，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这两大纵队才合编为一个纵队，不过那时人已经少了很多。
在长征之初，两大纵队的行军速度始终上不去，一个原因是人员较多，另一个原因是各级首长、各个单位携带着很多沉重的公文箱，而马匹又十分紧缺，多数要靠手抬肩挑。
邹衍说，当时，苏区政府各部门还将一些沉重的装备也带上了，比如印刷厂的石印机、造币厂的铸币机、被服厂的缝纫机等等。另外，中央银行和各单位的大量银圆也都要靠战士和挑夫用扁担挑。
让邹衍印象最深的是军委直属炮兵营的山炮炮身、炮架以及轮子都被分别拆卸下来，由战士抬着或扛着。
“山炮的轮子很大，一个轮子至少要两个人抬着，走走停停。”邹衍说，那时候光挑夫就有六七千人。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红军基本上都是夜间行军，并且走的都是山路。
每天都是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就出发，走到第二天早上再宿营。本来视线就不好，山路又十分狭窄，大家只能排成一队一点点向前挪动，一旦遇上陡坡还得停下来。
邹衍记得，有一次他们走了一夜，才翻过一座小山，估算一下，连七八公里的路程都不到。“这样走走停停，队伍就拉得很长，前面的部队抵近湖南湘江的时候，后面的部队还在百十公里之外。第一纵队清晨渡过湘江后，第二纵队黄昏才赶到江边。”他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