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青杠坡
青杠坡的主峰白马山与莲花山对峙，形成一个葫芦状，猫猫岩、凤凰嘴、寒棚坳、狗耳坳群峰相连，犬牙交错，是土城北面的天然屏障。由于川军对红军作战意图有所察觉，抢先占领了一些制高点并构筑阵地，使得红军计划的伏击战变成了仰攻战。1月28日凌晨，战斗打响。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向青杠坡北端营盘顶的川军发起冲锋，在营盘顶这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顶阵地上，激烈搏杀。红军经过数十次冲锋，终于攻下营盘顶，向永安寺推进。
永安寺的战斗更加激烈。川军潘佐旅早已赶到增援，迅速突破了红五军团的阵地，直逼红军军委指挥部。形势已万分危急。在此紧急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红一军团2师跑步回援后，红军才突破了川军的青杠坡中心阵地。直到这时，红军才意识到敌军兵力远远超出战前估计。更可怕的是，川军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奔来。
不能这么打下去了。下午5点，中共中央在土城召开了政治局成员和军委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变被动为主动，红军立即轻装，从土城一带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前进。1月29日凌晨3点，朱德下达了渡过赤水河的行动命令。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同时渡河，进入川南古蔺县境内。这就是红军一渡赤水。
情报有失误
这场战斗，红军伤亡很大，牺牲约两千人。土城之战的失利原因，80年来一直有学者研究。情报工作的失误，被认定为原因之一。战斗发起前，中央军委根据相关情报，判断敌人约四个团，红军与敌军的兵力对比是4比1，有明显优势。但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敌军是6个团上万人。有一种说法是，破译敌军电报有误，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曾有这样的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一字之差，让红军陷入危险境地。此外，红军有些轻敌，认为川军和不堪一击的黔军相差无几，但红军土城之战面对的川军郭勋祺的模范师，是刘湘手下的一支精锐部队，极具战斗力。
补白
“我死后一定要葬在青杠坡”
土城古镇的老街上，有家开业不久的小商铺。这是在青杠坡战斗中受伤后掉队的老红军何木林的故居。1979年，何木林去世。“我公公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后葬在青杠坡。”何木林儿媳妇林成英说。
何木林是江西会昌人，1929年加入红军。何木林随红军长征到了贵北，在青杠坡战斗中，身为班长的何木林，被子弹打伤左侧大腿，与当场牺牲的战友们一起倒在了土山前。也许是当时他已昏迷，而清理战场的人并没有看到，其实他还活着。直到第二天，两个小孩子跑到战场上捡拾子弹壳玩耍，才发现了在死人堆里一息尚存的何木林。
孩子们回家叫来了大人。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居民们没敢把受伤的何木林带回镇上，悄悄把他抬到了附近一处山洞里，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何木林依靠居民们送来的饭菜维持生命。情况稳定下来后，他来到了土城镇上，拖着残疾的腿，叫卖糖果食品为生，成了土城的一个普通居民。几年后，他在此成家立业。
林成英介绍，1949年后，政府对老红军有粮食补贴与医疗补贴，但是何木林却以国家处于艰难时期为由，坚持不接受政府的救助。1979年，何木林因病去世。去世前，他再三叮嘱一定要将他葬在青杠坡。“他说那里有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然而当时正值三伏天，且通往青杠坡的路尚未修好，他们只好将其葬在狮子沟的集体公墓。直到2014年，政府在青杠坡修建烈士陵园，何木林的尸骨才如愿迁到了青杠坡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