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京故宫馆藏至宝《千里江山图》正在公开展出，这也是故宫继前年展出《清明上河图》之后的又一盛事。
《千里江山图》长11.9米，以完整的绢幅表现千里江山壮阔之景。该图继承和发展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技法，用笔精细，注重在青、绿颜色中寻求变化，是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幅经典巨制，历史上关于其作者的记载非常少。关于《千里江山图》是如何传世的，正史及学术资料鲜有提及。今天本文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分析这一旷世杰作的传世之谜，为观者提供另一种解读。
《千里江山图》的作者，传为北宋时青年画家王希孟。从史料上看，围绕王希孟生平记载非常少。
首先，人们对他的了解，只能依靠《千里江山图》上蔡京的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载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蔡京为《千里江山图》题跋中首次提到作者“希孟”
直到清代，学者、鉴古家宋牧仲才在一首论画的诗中提到画家王希孟：“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
令人疑惑的是，在蔡京的题跋上，并未指出“希孟”姓王，史料也没有此人的任何记载，宋牧仲从哪里考证出此“希孟”姓王的，他自己并未明言，我们也无从猜测。
也许宋牧仲知道人们会对他的诗产生若干疑问，因此自注云：“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显而易见，这条“注”，也大体基于蔡京的题跋，并没有表明他的推断出处何在。
《千里江山图》局部
《千里江山图》的传承谱系十分脆弱，卷后只有宋代蔡京、元代溥光和尚二跋。还有南宋内府的一方“缉熙殿宝”印，然后就一直杳无踪迹。
直到被宋牧仲鉴识才进入皇家收藏序列，善于在各种古画上题字盖印的乾隆，在此画上钤盖“乾隆御览之宝”，后被《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才完成了此画的整个流传过程。
从宋到明，没有任何关于画家王希孟的评论以及描述，更没有画谱以及名画收藏鉴识的书提到此画。这个流传谱系，是否经得起严格推敲呢？
故宫在展出《千里江山图》时，曾介绍：“青绿山水在唐代李思训父子那里达到高峰后，其主流地位便逐渐被以水墨为主的画风所取代，而其发展也趋于停滞。青绿山水画自唐代李昭道以后，处于绝迹的边缘，不仅作品罕见，就连文字记载也只是星星点点，这个先前曾一统天下的山水画形式，竟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它的主流地位。因此在未见多少脉络的情况下，重彩青绿的《千里江山图》出现在饱浸着水墨情调的北宋山水画坛上也算是一个特例。”
既然是特例，那么《千里江山图》为什么会逆时代潮流而出现？在崇尚水墨的艺术世界里，突然出现复古的青绿，这样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吗？
《千里江山图》局部
早在唐末,张彦远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一幅画作没有气韵，只有形似，一点儿也看不出画家的笔踪和笔力，只会往画上面涂抹颜色，这真不是什么佳品。或许是有意针对青绿山水，张彦远对有色彩的画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光有色彩，而没有笔法，这还叫画吗？如果过于强调颜色，那么物象就背离了本真。
到了宋代,审美趣味，已经从外在“赋彩”，回到大自然的原有旨趣上来。宋代画评家和收藏家重新定义了画作标准，“笔迹”“气韵”成了衡量画作优劣的尺子，而颜色花哨、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成了劣等画作。宋代的画评家和艺术家普遍认为，画作如果仅仅以形似为标准，工于谨细而失于自然、神妙，那实在不能算是优秀的画作。
《千里江山图》局部
在这样一种整体的艺术潮流之中，宋徽宗指导一个“画学生”画青绿山水，完成后又赠送给他最倚重的权臣，而后者奉之若珍宝，以溢美之言题跋其上，这样的传承之事，似乎也缺乏严格的逻辑支持。
朝廷置画院，几乎可以说是五代至宋的一种文化传统，不是宋朝的独创。
宋仁宗时，画院的编制是待诏三人，艺学六人，袛候四人，画学生四十人。为了方便管理，画学生还按不同的出身加以区别，凡士大夫出身者称“士流”，而选自民间的工匠称“杂流”。士流与杂流“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不在一起。这个小规定表明，尽管同为“画学生”，但出身不同，其地位也不相同。
到了宋徽宗时期，画院不但打破了画家数量上的限制，还大大提高了画院画家的地位，“许服绯紫官服”。后来又“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
《千里江山图》局部
画院画家们的命运，也随皇帝的喜好而发生着变化。北派山水画大师郭熙，在神宗朝非常受重视，但到了哲宗朝却备受冷落，大量的郭熙画作被深锁禁中，有的还被用来当抹布。画评家邓椿的父亲发现后，向哲宗索求，哲宗把许多内廷收藏的郭熙画作尽赐予他。后世能够流传下来的郭熙画作，多得益于邓椿的父亲。
按照蔡京题跋叙述的逻辑来分析，希孟在徽宗皇帝的指导之下，半年内画艺就精进如斯，应该可以直接获得画院的低级职位。但遗憾的是，徽宗皇帝并没有给希孟这个荣宠。这样的结果，与他极力栽培希孟的初衷是一致的吗？
《千里江山图》的第二个收藏者是元代书法僧人李溥光。李溥光的名字，在正史上搜寻不到，只散见于元明笔记之中。但明人的笔记，记载李溥光与赵孟頫交往的部分，互相矛盾，不能圆融其事。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赵孟頫有一天在大街行走，看到某酒家悬挂着一个大字楷书“帘”字，审视良久，然后拜服，说：“当今世上，此前我还没发现书法超过我的人，可这个人写的字，已经超过我了。”于是，赵孟頫向朝廷推荐了写作此字的人，即僧人李溥光。而且，有传闻说，皇宫中的匾额都是李溥光所写。
《千里江山图》局部
其实，对元朝的选人制度以及赵孟頫的人生际遇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故事几乎不成立。
元世祖朝，“南人”中有荐人权的，只有程钜夫。赵孟頫在大都时，从没推荐过他在吴兴的任何一个好友。不是他寡情，而是他的位置卑微，没有荐人权。元史学者都知道，蒙古人重“根脚”，像赵孟頫这种位卑言轻的“南人”后进，自顾不暇，不可能有机会去推荐别人。
另外，元世祖的皇宫内廷，匾额是否用汉字书写，更缺乏有力的证据。世祖不认识汉字，仅能不太流利地说汉语，因此，请知名书家用汉字在蒙古人的皇宫里书写匾额的可能性存在吗？
《千里江山图》局部
《千里江山图》的第二个收藏者李溥光只是一个元代的书法家和僧人，并不是非常知名的儒家知识分子或官员，更非知名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此画通过什么机缘流传到他的手里，而他得到如此高妙的画作，竟然从没跟任何人讲过，也没给任何人看过，这些都是一个谜。
明代中期，江南富户竞相建造园林，然后购求名家书画充斥其间，这种搜求“长物”的雅好，于嘉万年间达到极致。
因为需求太大，名画供不应求，造假之风也一时兴盛。造假者手法高明，即便是知名收藏家，也常常被欺骗。董其昌曾经收藏了传为宋代画家李成的一幅《晴峦萧寺图》，非常珍爱，自己题跋其上，说收藏了20年都没敢拿出来让别人看，还把此画的流传谱系交代得非常清楚。
后来，他的好友陈继儒告诉他，这是一幅假画。自知上当的董其昌马上想办法卖给了别人。还有一次，董其昌收藏了传为颜真卿所书的《朱巨川告身》，被沈德符点破是一幅临写之作后，也是匆忙转售给了一个不明就里的暴发户。
《千里江山图》局部
有没有一种可能：《千里江山图》的流传故事和王希孟的生平，也是掺杂着后人附会的成份。
由于中国画家一生中画了多少画，在什么时间画的，都缺乏档案文书，因此，托古人之名造假画很容易。造假者为了让假画看上去更像真的，有时还伪造流传谱系，甚至找寻当时那个时代收藏家的题跋。这一现象在后来的画坛依然存在。
分析《千里江山图》的身世，结合其在流传过程中的诸多“不同寻常”，是否也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千里江山图》有没有可能是明朝作伪者伪造出来的宋画，甚至更晚些，是清初伪造者们的杰作。这有待学界进一步考证和辨析。
《千里江山图》局部
历史上的作伪者作伪的“逻辑”一般是这样的：首先编造一个离奇故事，让画家在史料上无从查找，而存世画作也仅此一幅，更无从比对。“谱系”中的第一个收藏者再选择一个大人物。唯有如此，题跋上的故事才会有相对合理性，而收藏者也从侧面佐证了画的年代。就《千里江山图》而言，蔡京的题跋、李溥光的题跋和南宋内府的藏印，在九百多年的岁月中，也并非没有被仿冒的可能。
从流传的角度，《千里江山图》在明以来几百年里，没有让任何知名画家和鉴赏家鉴识过，从没出现在任何书画名录里，没有出现在任何画家或者鉴赏家的笔记里。这样的流传谱系，在中国画史上，几乎是惟一的。
《千里江山图》局部
当然，就艺术价值而言，《千里江山图》无疑是一幅旷世杰作，即便它的身世传承仍未有更详实的资料佐证，甚至作者希孟，也可能不姓王，但都不影响它在中国绘画史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文字 孙晓飞（有删改）
图片 京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