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学情：我们究竟还能做多少事情
记者：您二老退休前就开始捐资助学了吗？
陈：没有。改革开放后，我在装甲兵工程学院学员大队任政委。当时附近有两个很穷的村，我经常带领学员到村里的小学出黑板报、辅导功课、送学习用品。那时候还没有“希望工程”，不过我知道农村的孩子有多贫困，有多渴望读书。
记者：2000年10月，雅安庐山龙门晨阳希望小学落成，前前后后经历了哪些曲折？
陈：这是我们捐建的第一所学校。现在看，20万没多少钱，但我们刚退休的时候，两口子工作40年、加起来80年的积蓄也只有几万块钱。从1991年看到“大眼睛”的照片决定捐资助学开始，我们就节衣缩食，一分钱掰两半花，不买电器，不吃营养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1996年，眼看要大功告成了，儿子却突然因病下岗。一边要建学校，一边要管亲骨肉，两个都不舍，只能难为我们自己了。好不容易把儿子的病治好，1999年我又突发大面积心梗，医院连下3次病危通知书。我躺在病床上想，快见马克思了，我得跟老伴交代一下：遗产捐给希望工程，遗体捐献医学研究。没想到，马克思又不要我了，我就坚强地活着，最终凑够20万，建起学校。
除了艰苦奋斗，军人还有个特点就是作风严谨、注重战果、务求实效。在捐助过程中，我们会做调查和随访，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2000年建龙门晨阳希望小学的时候，我们前后去了4趟，长途跋涉就是为了查看工程质量。学校也不是建起来就不管了，龙门晨阳希望小学建成十几年，我们去了二十七八次。在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这所学校成了当地的名校，由最初的600多名学生发展到今天的1300多名。
记者：捐建两所学校后，您二老接下来捐建的都是爱心书屋，有什么考虑？
陈：因为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大，现在你去看许多学校都耗资巨大，很现代化。但是我们也发现，校舍虽然盖好了，但孩子们很少有课外书读，所以我们就决定捐建书屋。所有的书都是我们自己挑的，最早是买好了提过去，这是笨办法，现在都是委托书店帮忙代运。
记者：20多年的助学路上，最大的收获和感触是什么？
陈：总结我们的一生，前半生是献身国防，后半生是播种希望。就像把捐建的学校取名“晨阳”一样，一是与我们的姓“陈”“杨”谐音，二是期盼孩子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充满朝气和希望。看着孩子们一茬茬成长，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之前资助的4个孩子都大学毕业、结婚了，有的回到雅安当老师，有的在职业学院做教员，还有一个是单位的爱心天使。个人的生命总有结束的时候，但这种爱心和精神没有止境，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
杨：上次电视台的节目剪辑了我的话，这次一定要帮我们说清楚，雅安的晨阳希望小学一共花了70多万，我们出了20万，剩下的钱有地方政府出的，也有当地群众捐的。说实话，没有政府、单位和大家的支持，我们干不成这些事。所以，功劳不能都归我们俩。还有，我们在捐资助学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教育。比如2001年，我们本来说好要去学校，后来老陈发病了，必须要做手术，那边的孩子知道爷爷来不了就给我们写信。有一封信说：“我听说陈爷爷病了，就跟我爸爸说我要去北京看陈爷爷，爸爸说我们家哪儿有钱呢？北京好远的，你就好好学习，陈爷爷高兴了，病就好了。”还有一封说：“陈爷爷病了，我也不能去北京，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带着我们家的菜花蜜去了北京，爷爷喝了我的蜂蜜水，搂着我。”这些话很天真，让我们很感动。
记者：接下来二老还有什么计划吗？
陈：我去年两次抢救，今年一次抢救，我们怕时间来不及了，就做了一个大计划，但是都还没落实，所以不想多谈。
杨：今年我们要抓紧奔一奔，真怕哪一天忽然不行了。他身上有18种器官正在衰竭，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太紧迫了。雷锋说，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们现在就是有限的生命，太有限了。我们究竟还能做多少事情呢？
（照片由主人公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