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情：话都说不完，怎么会有矛盾
记者：听说您二老从结婚到退休的33年里一直是两地分居？
陈荣超（以下简称陈）：是的。因为工作需要，我先后辗转过很多地方：四川雅安，河北秦皇岛，河南新乡，湖北襄樊，山西侯马，河北石家庄等。中间我们也曾经想调到同一个地方，我在襄樊的时候，她也打报告转到那里，可她刚报到我又调离，就这样一步跟不上，步步赶不上了。
记者：那些年全靠信件交流吗？一年能见几次？
杨玉仙（以下简称杨）：一年能见一次就不错了！我一边工作一边带着两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往事不堪回首”，不过偶尔回首回首也不错，感觉自己还挺伟大。其实我跟他结婚以前就经常通信，我俩是老战友。
记者：您二老曾经都是军人，当年是怎么认识的？
杨：1950年，我们的部队在四川雅安。我们文工队要扩大力量，他们教导队都是知识分子，就让他们来当演员，他比较活泼，被选到我们文工队。那时候我是服装组组长，领导他，他跳舞唱歌什么都行，就是比较淘气。后来部队为了培养文艺骨干，把他派到北京学习，回来之后就“了不起”了，给我们当导演。之后的演出工作是他领导我们，他那个时候老说我跳得不好，所以我们就老“打架”，慢慢地就熟了。
记者：那个时候就有感情了？
杨：那个时候还没谈这个事，还早呢。他之后去了朝鲜，我在天津学习，他总给我写信。有一次我生病刚好，为了取他的信，也没坐车，走路去邮局。那封信老厚老厚的，超重。拿回来我走一路看一路，一直到学校。
他后来从朝鲜回国，背了好几个苹果来看我。朝鲜的苹果又香又大，我就放到书桌的一个角落里。每天学习的时候，一掀开书桌就闻到一股香味。
有一次，他跟同事去天津学习，邀我看电影。我心里纠结到底去还是不去，挺矛盾的。我斗争了半天，还是决定不去，于是自己去莫斯科电影院看了《伊凡从军记》。可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看完电影出来，我没朝单位的方向走，而是往他约我的地方走。在车上，我心想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等我。结果到了那儿，看见他披着个大衣还在等，我被感动了：这小伙子可以呀！他问我电影都快演完了怎么办，我说那就不看电影了。我们就在马路上慢慢地走……
记者：陈政委给您写信问能不能突破一下战友关系，您回答他，先入党再考虑个人问题。所以1956年，你们入党后就结婚了？
杨：结婚这事儿说起来很有戏剧性。当时我跟他在信里讲，现在不谈这个事，但是他已经跟他们单位汇报了，他们单位向我们单位了解情况，领导就来找我谈。我说我们是战友关系，没什么。后来我想，不能就这样啊，于是去跟我们科长请假，说我还是去一趟，把这事跟他了解了解、“谈判谈判”：这么早，结什么婚呀？我从天津赶到北京，哪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单位就给我们办了婚礼。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这是大家帮忙操办的。婚礼也简单，就是大家一起吃点瓜子花生。本来是去“谈判”的，结果却结婚了，我回来请同事们吃喜糖的时候，被大家笑话了一场。
记者：您和陈政委异地那么多年，后来到一起生活会有矛盾吗？
杨：异地的时候都是靠通信，好不容易见一次面话都说不完，怎么会有矛盾？退休之后我俩生活在一起了，他有点“老爷”作风，什么事都不会干，那就我来干呗，都是小事。在大事上，特别是在捐资助学上，我们特别一致。一说起这事儿，他就来劲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