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父亲不会写电报，周副主席就给他讲什么样的电报需要加“急”或“十万火急”或“万万火急”，怎样把电文写得准确规范而且简明扼要。在具体操作中还会再三叮嘱他，电报的内容文字一定要清楚、准确，千万不能用含糊不清的词句和潦草的字书写，否则就会出大错、贻误战机。
当我父亲工作有了成绩，周副主席会鼓励他继续进步，告诫他不要有自满情绪；当工作中出了纰漏，周副主席既会严肃批评、指出其危害性，又会耐心地帮助寻找产生差错的原因和改正的办法。这些都让我父亲心悦诚服，铭记不忘。
从1934年初至1935年7月，我父亲一直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在他的关怀教育下，我父亲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紧张阶段。为了保证对部队进行不间断地指挥，我父亲所在的作战科8个参谋两人一班，每班8小时，昼夜轮流值班。当时，总部只有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3位首长直接负责指挥红军作战。周副主席考虑到朱总司令年纪较大、刘总参谋长一只眼睛负伤后失去了视力，就主动提出由他一人担负夜间值班任务。他特意叮嘱值班参谋，每天晚上替他准备两样东西：一盆凉水，一杯浓茶。
原来，每当极度疲倦和瞌睡袭来时，周副主席就用凉水浇头、擦脸、喝浓茶提精神。水洗温了，泼掉，再从深井里打凉水换上；茶水泡淡了，倒掉换新茶再接着冲……就这样，每天坚持工作十八九个小时。
在指挥攻打福建沙县的关键时刻，周副主席竟连续两三天没卧床休息。后来战事稍缓，他又给值班参谋定了一条规矩：在他睡着时，如有重要情况需报告，不但要把他叫醒，还要立刻扶他坐起来。待完全清醒后，再报告情况、请示问题。他用过去曾经在似醒非醒中听汇报，工作差点出了问题的教训，告诫大家绝对不能马虎。
每当值班参谋把周副主席从熟睡中叫醒并扶起来时，他总是满意地点点头说：“好！好！”就这样，周副主席一直坚持到离开瑞金长征、发完最后一份电报才赶上大部队，指挥长征中的军事行动。
周副主席在工作上坚持高标准，在生活上却要求低水平。那时的战争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军委、总部机关每人每天只有12两糙米（一斤为16两），不到一钱的土盐，很少吃上荤菜，油就更难见到了。军委首长和机关的干部战士一样伙食标准，同一口锅里吃饭。
开饭时，每人分一个用蒲席织的煮饭包。我父亲当时年轻，一包饭几口就吃光了。到晚上值班时，肚子就饿的咕咕叫、心里也直发慌。周副主席知道后，总是把他那份晚饭分出一些给我父亲和其他青年人。我父亲看着周副主席长长的胡须，消瘦的面容，两个颧骨越“长”越高了，怎么也不忍心再吃他的饭。周副主席却用慈爱的目光望着我父亲，微笑着说：“你年纪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吃得饱一些。我已经成年，身架骨胳已定形了，少吃点没有关系的。”
在长征途中，我父亲知道周副主席喜欢喝米酒，每天都会叮嘱打前站的参谋想法子在宿营地给他买一些。偶尔弄到一点，周副主席却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喝。
我父亲他们一推辞，他便说：“苦同当，福同享。我一个人能喝得下去嘛!”在打福建沙县的战斗中，红三军团缴获了敌人的一点咖啡，送给军委首长。周副主席硬是坚持总部机关每人都要分一点尝尝。我父亲就是在这次分享中，人生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的滋味。
周副主席关心同志们的事还有很多。在一次行军途中，我父亲的脚脖子被蚊虫叮咬，感染化了脓，每走一步都十分痛苦。周副主席知道后，立即对当时在总部作战局担任指导员的康克清同志说：“吕参谋的脚化脓了，行走困难，把我的担架给他坐。”当康克清同志叫人把担架抬来时，我父亲怎么也不愿意坐。康克清同志说：“这是周副主席的命令。”我父亲听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党中央考虑到周副主席担负着特别繁重的工作任务，配给他一匹马、一副担架，但他平时很少坐，总是把马和担架让给伤病员，自己却和大家一道行军。
在行军中，周副主席经常走肿了腿，脚掌磨起了血泡。可是，每到宿营地，部队休息了，他又摊开了地图继续工作。在他看来，能趴在桌上打个盹就算休息了。部队出发后，周副主席又同值班作战参谋留在后面做善后工作，直到最后一份电报发出后，才赶到队伍前面指挥行军作战。这种呕心沥血的战斗精神，怎能不使我父亲感动呀！后来，我父亲又得了疟疾病，发高烧不能行走。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我父亲整整坐了3天担架，身体才逐渐恢复了过来。
后来，父亲在讲起这段经历时，曾非常动情地说，在那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如果没有周副主席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哪能有我的今天呀！
其实，在那种非常时期，周副主席关照过的同志，又何止我父亲一个人！
战火硝烟已经远去。每当我回忆起父亲说过的这些往事，怀念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眼泪不能自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