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军事人力资源制度改革催生新的军事职业文化
文化的价值在于以其丰富的复杂性为未来的变革提供启示。同时，新的变革又为文化的丰富提供了实践的经验和积淀。
人才是建军治军之本。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眼于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推进军事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力量是多元的，诸如技术发展进步、军人素质提升、竞争环境变化、政策制度保障等，这些力量要形成和发挥总体功效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得到文化力量的支持。历史学家戴维·兰德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是举足轻重的因素。”同样，军队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先进军事文化的哺育和滋养。
适应世界军事变革潮流，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必然会催生体现军人职业特点、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的军事职业文化，以激活军队每一个细胞，使军官、士官、文职人员等各个群体具有更强的职业认同感，具备更高的职业素养，发挥更强的主体作用，凝聚更强的协同意识，形成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以更好地适应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的需求。
1870年，平时不设军师编制、战时临时编组的法国军队，遭遇实行军官职业化制度的普鲁士军队，能征善战的法国兵竟出人意料地惨败投降，导致法国的欧洲霸权旁落，引起世界各国的震动。由此，以专业化为显著特征的军官职业化制度逐渐被欧洲国家所采用，开启了近现代军事人力资源制度的创新之路。美国人曾经通过一个统计数据来证明实行军事职业化的好处：在实行征兵制时期，美军在朝鲜战场死亡3万多人，在越南战场死亡4万多人。而在实行志愿兵役制时期，在海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人数为293人，在阿富汗战争中死亡147人，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于正面战场的只有137人。他们由此认为职业化军人的个体素质和战斗能力较征兵制时期大有进步。
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一书中指出，军人与工人不一样，工人依据市场原则，以劳动换取金钱；而军人依据价值原则，以生命换取国家的尊严。在美国人看来，美军的职业文化是由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压倒性的胜利来定义的，再由对大战役的历史认知来塑造。军事职业文化的本质在于引导每名军人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到军队建设上，始终把打仗求胜作为终身职业。曾与美国人并肩作战的一名英国军官感慨道：“美国人是解析家。他们对待战争如同对待任何其他行业；他们将他分解至种种根本成分，撤去表面的东西，界定各类任务和职能，将每个人当作要在某种复杂工业流程中起一份特定作用的人那般予以训练。确实，美国的基本训练犹如一条传送带，不过终端输出的是士兵，而不是汽车。”在不少人看来，这种职业文化让美国军人更多的关注专业和打仗。尼古拉斯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步枪兵，曾参加越南战争，32岁退役后成为足病医生。2004年，已经52岁的他重返战场，成为阿富汗前线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只是一名陆军上士。
我军现行人才制度体系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发展于骡马化、摩托化、半机械化条件下，受军队技术基础条件的限制，各项具体制度也主要以职务为主线来设计安排，人才考评、培训、交流、后备等直接指向于职务晋升，工资、住房、医疗等也与职务捆绑过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官兵的职业发展观，容易把官兵主要精力吸引到外在职务发展上，由此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积弊。从职业的角度来思考军事人力资源制度改革，推进军事从业人员的职位分类精细化、发展前景透明化、培养使用专业化以及管理保障规范化，强化打仗能力导向，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重要选择。改革适逢其需，改革正当其时！
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呼唤和催生着新的军事职业文化。这种新的军事职业文化至少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外在性地表现为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的科学合理，使每名军官、士官、文职人员都具备较强的军事职业素养；二是内在性地表现为人民军队应具有的精气神和好样子，使从业的军队人员始终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无私的奉献精神、过硬的战斗作风和崇高的道德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