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和决策最有价值，如何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这是想要制胜未来的每名军人都关心的问题。70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则从多个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启迪。
以正义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间的大较量。这场较量显示，正确的战略决策必须建立在正义基础上。虽然二战初期，德国装甲兵团先后横扫西欧和北欧，吞并东欧和南欧多个国家。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正式爆发前，几乎占领了除苏联和少数几个中立国之外的全部欧洲大陆，但由于其侵略行动的非正义性，使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火山口上而已。各国公开或地下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三帝国的大厦最后只能坍塌。同样，在东方战场上，日本侵略者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不断膨胀的扩张野心与侵略行动，虽也一度得逞占领大半个中国，但其所谓的“东亚梦”不过是暂时的，很快就被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吞没。
避免多头战略。日本在中国人民面前最终失败，不仅是因为其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反人类性，还在于其战略思维和决策犯了多头主义的错误。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战略始终存在两种争论：一个是北进战略，即将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向北进攻西伯利亚；一个是南进战略，即以美国、英国为主要假想敌，向南进攻南洋群岛。其中，日本陆军主张北进战略，日本海军主张南进战略。在这两方争论不休背景下，日本最高决策层1936年8月决定采取“南北并进”战略。根据方案，日本陆军军备以实施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苏联作战；海军军备以实施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美国作战。这种战略选择是折中方案，同时也是没有战略重点的方案，失败在所难免。1939年，日本在北进战略思维指导下挑起进攻苏联的诺门坎战役。在遭到苏联猛烈反击后，日本国内南下战略思想重新抬头。但即便是南进战略，也仍然是多头选择：既扩大对中国中南部的侵略又偷袭美国珍珠港，随后又对东南亚国家发动突袭。狂妄的日本侵略者显然被二战初期获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其军力无所不能，但多头战略实施的结果是四面出击，不断制造新战场并难以自拔，终至失败。
坚守核心利益。1939年发生的诺门坎事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何谓正确的战略选择和坚守。面对日本的挑衅，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敏锐觉察到，日本意在试探苏军实力，是在为将来进攻苏联做准备。如果不能坚决粉碎日军的进攻，将后患无穷。因此苏军派出得力干将朱可夫，并持续向前线增派兵员、坦克、飞机等。朱可夫也深知此战的成败影响深远，决心相当坚定果断。有一次为了攻占某个要地，他曾在半天时间里在一个师撤换了2个师长。在朱可夫的卓越指挥和苏军顽强反击下，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被迫向苏联求和。从苏军方面观察，其成功之处在于战略思维长远，决策之后敢于担当。
与之相反，如果坚持一个貌似正确的“个人式战略”则会得不偿失。1941年12月8日，紧随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开始对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远东部队发动袭击。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再要求美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相机撤退，保存实力。但麦克阿瑟一贯以勇士自诩，爱惜脸面，一再违抗罗斯福命令，连连丧失战略转移机会。当其最后撤出战斗时，美菲军队处境已十分艰难，最终导致近8万人投降。麦克阿瑟乘快艇离开菲律宾时对随行记者说：“我脱险了，但我还要回去。”当有人建议他把此语改成“我们还要回去”时，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事实上，“我”与“我们”的差别的警示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并非真正的战略坚守，往往有害无益。
注重哲学思维。回顾二战历史，谁也无法否认，正是由于战略思维的高超和决策正确，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在1935年12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写道：“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既指出了战略决定战役战术，又指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包括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
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战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形势认识的深刻程度，其背后的较量实质是哲学思维的比拼。放眼未来战场，要提高战略思维和决策水平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面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与风险，无论是以变应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都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各种事件放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来把握，放在政治外交斗争中来考虑，放在各方利益博弈中来权衡，科学谋划，妥善处置，把握先机，化危为机，积极营造有利于我的战略态势。树立战略的时空观，使思维的结果能够符合战略发展目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符合实际、切“时”可行。善于摆脱一时一事的束缚，主动谋局布势，下好先手棋。善于把握底线，丢掉幻想，管控危机，立足应对最困难局面，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解放军报》2015年09月08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