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误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二战后，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早在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多次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毛泽东曾经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次讨论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形势和对美国政策的建议。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国民党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令人满意的改组，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必将导致战后中国的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内战。毛泽东希望美国不要给蒋介石提供先进武器打内战，不要支持国民党的腐朽政府。
当时，美军观察组向美国国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由于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甚至断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
因此，观察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要给延安以援助，以便“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他们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
在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中，美国方面的代表史迪威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说到做到。”但是，这些理智的结论和主张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向“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194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1945年2～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1945年4～5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地倾向于国民党一边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拐点。此时的美国，在即将战胜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下，在战后对付苏联的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在美国国内反共气氛开始猖獗、美国国务院中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员大换班的情况下，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大格局基本确定。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警告说：“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这时候还没有点美国的名字。
但在1个半月后的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警告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丝毫不差。美国政府花费超过60亿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这次错误的结果和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中国，得罪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美籍华人学者邹谠在他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的 “前言”中说：“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经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美国曾经幻想并且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建立联合政府……”
著名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摩根索在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对我们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是真正的创伤体验。它造成了类似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并且使人想起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神经病患者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精神病患者则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是却对此闷闷不乐。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缺陷，揭示了我们外交政策的一种风格，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特征”。
在大战略家摩根索看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预测和错误决策，根源在于美国领导集团中有两类“政治病人”，一类是“精神病患者”，一类是“神经病患者”。有了这两类“病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就必然思维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