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遗忘的日本侵华“文化战争”
序《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是一部颇富新意的“拓荒之作”。
所谓“拓荒”，是指不去重蹈车水马龙千万人往矣的康庄大道，让自己湮灭在摩肩接踵的繁华市井中分不出嘴脸，而是独自一人挥一把砍刀，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披荆斩棘地开垦出一片处女地来，这才叫“拓荒”。
就此意义上说，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不仅在文学领域填补了与日本侵华这一历史空白，而且开辟了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第二战场”——文化侵华，从而将中国抗战文学创作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成为今年纪念抗战胜利出版热潮中的一个新亮点。
首先，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侵华史上一个被忽略已久的领域——文化战争。而这个在当年举足轻重的战场，湮没于历史尘烟七十年后，已成为值得今人深挖细掘的文学富矿。
“江山好处浑如梦，一塔秋灯影六朝”。千百年来，面对天地民物之变、兵火纷乱之迹，人类所能演绎的一切悲欢离合，最后无不落脚到文化乃至文学这个精神载体之上。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近百年来被世界多个国家选入学生教材，成为家喻户晓的法国文学名篇。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韩麦尔先生谆谆告诫学生们的那句话，深深地震撼着一代代读者的心灵：“当了亡国奴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一把打开监狱的钥匙。”
这篇用文字铸成的“爱国主义纪念碑”，缘何能在全世界不同肤色、种族的人群中广为传颂，历久不衰？道理很简单，人类自从有战争以来，就不是单纯的武力斗争，更包含了精神斗争，或曰文化战争。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就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武力行为”，他特别强调战争中的精神要素，“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
任何战争中要摧毁敌方的精神意志，仅仅依靠血腥武力的威慑征服，显然远远不够。在张艺谋电影《英雄》里，那位赵国的书馆老先生面临山河破碎万箭穿身的生死瞬间，依然硬骨凌霄地对学子们凛然高呼：“你们记住，秦国的箭再强，可以破我们的城，灭我们的国，可亡不了赵国的字！”其所要表达的，就是精神的不可征服性。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也打响了对中国的文化战争。其实质就是价值观入侵，企图通过文化手段迫使中国人全盘接受其侵略意志，最终心甘情愿地沦为精神文化上的亡国奴。
让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整整七十周年后，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侵华战争不但在炮火纷飞的军事战场上进行，同时也在另一个重大隐秘的文化战场上展开。多年来，国内描写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与日本侵华战争并行的“文化侵略”。整个侵华时期，日本广大士兵和民众究竟处于怎样一种被侵略文化所煽动的狂热状态？战时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被他们疯狂侵凌的中国人？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复杂微妙的日本民族精神性格？只有弄清楚这些深层问题，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明白中日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文化根源——起码是未经历那场悲剧的中国人，不至于从肤浅庸俗的“抗日雷剧”中去认知抗日战争，从而多一些对历史严肃深刻的清醒反思，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现在，我们终于欣慰地看到，国内有人将关注焦点投向了日军侵华的精神领域，将当年特殊神秘的“笔部队”的丑恶行径，暴晒于光天化日之下。《刺刀书写的谎言》一书，向世人首度揭秘战时日本文坛“笔部队”，如何主动充当军国主义“思想刺刀”，成为日军侵华“思想战”的急先锋，嗜血奔走在侵华战场的第一线。“笔部队”作家穿着不同军种的制服，腰跨战刀，佩挂胸章，他们有的直接从军入伍，左手拿枪，右手握笔，一边亲自参与屠杀，一边蘸血为墨，以笔助战，大肆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与“枪部队”文武勾结，沆瀣一气，炮制大量煽动战争狂热的无耻谎言。这些恶魔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丝毫不逊于“枪部队”给中国人民制造的血光之灾。
《刺刀书写的谎言》不仅为读者还原了一支闻所未闻的“神秘部队”，更生动展示了一面折射日本民族战争心态的“他者之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描写了九个日本“笔部队”的骨干作家，其中有“侵华文学第一人”火野苇平、唯一被判刑的从军作家石川达三、“陆军班头号功臣”林芙美子……由中国作家分析日本作家，从敌方作品透视抗日战争，这本身就是一件深长意味的事情。显然，作家的眼光看“作家”，比之一般读者，更能透视“作家”的灵魂，特别是作为视独立思考为生命的“社会良心”，日本的这些“公知”们，如何最终演变为一场疯狂侵略战争的盲从者和支持者？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除了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极少数正义作家流亡到中国之外，其他作家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4000之多。他们积极投身侵略战争宣传的动机微妙复杂。其中有的人是被军国主义饮鸩止渴的精神欺骗所蛊惑，有的人则是畏惧法西斯政府的疯狂迫害而缴械投降；有的人为了出名得利而主动投怀送抱，有的人则本身就是不可救药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而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许多后来大力鼓吹侵略战争的作家，竟然大多都曾是倾向进步的左翼作家。他们一度坚定反对过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后来在军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下，才宣誓投靠法西斯政府成为“转向作家”。本书中写到的女作家牛岛春子的动摇软弱，矛盾分裂，就是侵华期间“转向作家”的集体精神写照：从坚定的共产党员，到屈服于日本军部的变节者；从饱受迫害的“共产罪囚”，到“灰姑娘变公主”的文坛神话；从经不住名利诱惑为侵略者高唱赞歌，到战后矛盾纠结的痛苦反省……二战时期，绝大多数日本作家在经过牛岛春子式的心理挣扎后，最终背离文学的基本道义，集体沦为日本军部的侵略帮凶和御用文人。作者将所有这些充满悖论分裂的日本侵华文学家命名为“异人种”，可谓准确传神。这些文化“异人种”集体演绎了一出日本版的“儒林外史”，在真实与谎言、良知与罪责、艺术和政治之间纠葛挣扎，演绎了世界战争文学史上令人感慨唏嘘的一页。
其实近代以来的日本作家，并不缺乏反抗强权的正义之心。无论受到多么残酷的打击迫害，他们从不甘心让渡出自由创作的宝贵权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文坛为何陷入空前的“暗谷”时代，日本作家们为何如此大规模集体堕落，甚至连川端康成这样著名的作家都在“爱国主义”的煽动下丧失起码的正义良知，对侵略战争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最终随波逐流到承认自己“既是风又是水”？这一复杂现象不单单是一个文学问题，它涉及到日本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更缘于日本人幽暗复杂的民族根性。
王龙的《刺到书写的谎言》作为一部揭露日本侵华作家“思想罪案”的纪实作品，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严厉清算，也是对至今执迷不悟的日本右翼学者们的严肃回敬。但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不应以观念为主体，而是以事实为主体；好的历史学者，不应以激情的道德批判代替理性的精神探寻。如果超过这个分寸，主观上以为“回到现场”，实则就可能成了望风扑影。
因此，尽管这些以笔杀人的日本“笔部队”作家，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但王龙仍然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深处的复杂深奥、匪夷所思，用出人意料而又令人信然的笔法表达得淋离尽致。因为王龙深知，严肃剖析“笔部队”创作的“战争文学”，既是在对话历史，也是在旁证历史。若无深察的史识、洞见的史心，这样的作品很容易流于简单化的政治揭批，从而失去长久的生命力。读者仅仅从这些耐人寻味的标题，就可以看到王龙创作视角的考究：“镣铐与灵魂的较量”、“黑白‘异人种’”、“灵魂变色龙”……王龙的笔，游走于中日历史与现实之间，博观约取，恨则深入骨髓，爱则眼含泪水，时而雾锁重山，时而推窗见月，时而慷慨悲歌。在冷清孤寂的历史剧场里，他是最后那位泪流满面的看客，目睹山河血泪，人性变幻。
史书如镜，纵有黑白褒贬，也最好隐寄在词山字海中，即所谓“人事之外，别无义理”。所以王龙不仅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还更多从人性的角度，去走进这些负有“原罪”的日本“笔部队”作家心底，抵近观察。
对历史人物行为逻辑的心理探究，往往是作家写史最受争议的地方。为了防止过度阐释，王龙有时甚至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去还原他们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扭曲的痛苦灵魂，和面对时代苦闷时那微妙复杂的“默然的不安”。当他以作家的心理去洞察另一群作家，他如同手执探针的外科医生，对日本人的解读既小心翼翼又切入心腹。为了判断人性究竟有多少复杂，究竟能扭曲到何种地步，王龙描写了“笔部队”作家中如同斯芬克斯般变幻莫测的林房雄：“文学战士”、“转向作家”、“战地记者”、“文化使节”、“战犯作家”、“右翼鼻祖”……林房雄复杂变幻的人生角色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王龙把这个代表性人物放到上世纪日本风雷激荡的思想界，看他的多重人格如何在历史重压下抵抗、变形、扭曲、断裂。对于这些“笔部队”作家的归宿命运，王龙最终一语道破天机：他们既是法西斯政权为虎作伥的加害者，又是其工具和牺牲品。
我注意到，为了让自己描写的这部分被世人忽略的历史令人信服，王龙对历史的还原，从未逾于“已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书中无一观点史料没有来历。在至关重要的命门节点上，王龙向我们展示了他探究史实的锋芒与功力。他或登高望远，或洞幽烛微，试图从更宏阔也更细微的精神坐标解剖日本民族的心理秘密，将文学的感受力、史学的发掘力和哲学的概括力熔于一炉，从而发掘出日本侵华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集体心理。比如王龙从石川达三积极“戴罪立功”背后，解剖日本人的“耻感文化”；从火野苇平炮制美化侵略的“战争文学”，辨析日本右翼的“免罪情结”；从“反战诗人”与谢野晶子晚年的走火入魔、以诗助虐，追溯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天皇崇拜”情结……
千万别小觑这些看似无意的“闲笔之论”，我以为这才正是王龙苦心孤诣之所在：今天，日本极右势力日益猖獗，时刻妄图故伎重演篡改历史。世人只有掀开至今蒙在他们脸上的那层遮羞面纱，警惕防止“笔部队”的子孙们继承衣钵重操旧业，发动歪曲历史的第二场“文化战争”，才能清晰辨识右翼分子的这些精神病灶，无情戳穿军国主义蛊惑人心的旧把戏！
通观全书，作者的写作动机跃然纸上，他无疑真切地期望通过自己对日本“笔部队”真相的探索思考，给今天的人们打开一扇新的思想之窗，提供一种新的读史视角，把史实精神与当代意识有机融合起来。他不仅用手术刀解剖日本“笔部队”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从他们的毁誉得失举一反三，对全世界作家的人文良知和创作环境提出批判思考，甚至将思维触角延伸到德日两国作家反思战争为何有着天壤之别，以及中国如何为文艺创新建构更加合理的制度环境。这些见人见己的反省精神，无疑弥足珍贵，
史书如果没有文学般的细节，就会成为没有血肉的干尸，而文学如果缺少历史的骨架，也会成为一堆不能行走的腐肉。王龙并非日本文学的研究专家，他坦言创作此书的难度不亚于“骑着自行车上月球”。书中涉及的一些日本作家甚至连百度上也搜索不到只言片语，资料搜集的难度可以想像。而牵涉“笔部队”作家的时间跨度长达二战前后日本好几个时代，并涉及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和时代背景，在创作中还要兼顾人物评价、学术探索、文学评判等综合因素，必须在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搭桥铺路。为此，王龙自费翻译了大量的日文原版资料，并对不同来源的史料反复辨正研判，披沙沥金，以独立怀疑的精神将严谨的态度和公正的立场融合起来，形成了本书逻辑分析丝丝入扣、透视剖析深中肯綮、反驳诘难雄辩有力的风格。
对于自称“半路出家”的七零后作家王龙而言，历史永远充满无穷的魅力。他的文字感情充沛，眼光独到，正因为那些照射到“历史暗角”的光线，让我们这些青史册页背后的观者触目惊心，感概万千。在这种呕心沥血的历史书写面前，相信无论喧哗骚动，也无论关山万重，有心的读者和作者，定会心有灵犀，经历一次过目难忘的精神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