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冯国华给自己制定的《作息表》，从早上7点起床，到晚上11点就寝，自修、用餐、办公、阅报、写信、日记等，安排得井井有条。上面还写着“莫等闲，须照此！”6个字。 在这张《作息表》的左右两侧，冯国华还书写了一副对联：“学未到家终是废，品非足色总成空。”
“嗣母於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八日九时二十分逝世享寿七十 亲手作羹汤每饭不忘母德 伤心怀风木临终犹寄箴言 华敬题”这是1933年，冯国华写给他的养母的题词。其拳拳报恩之心，一览无遗，真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风木如何不丈夫”。
人物小传
冯国华（1901～1938年），字迈樱，上海宝山城厢镇人。1924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旋即应聘于上海和安小学任教。后返回宝山，任县教育局教委督学、县教育局长，不遗余力地整顿和兴革宝山教育，同年11月，陶行知在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冯国华以县教育局长身份参加工学团成立授旗礼。
1935年，冯国华赴上海县任江苏省俞塘民众教育馆实验区主任，做了不少教育普及工作，深得人心。松江专区办壮丁训练教练员学习班，冯受聘为该学习班教育长。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冯国华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率领当年受训的学员为战地输送弹药、运送伤员、挖掘战壕；还通过战地服务训练班，招集上海近郊各县的失业教师和失学青年500多人，组织敌后游击队，在当时的上海县，以及松江、青浦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据记载，1938年10月6日，冯国华与在松江农村打游击的某旅第一团张团长同赴松江，夜宿泗泾石宅，遇到日军包围，因众寡悬殊，弹尽援绝，壮烈牺牲。1985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冯国华为革命烈士。
口述
受命于危难时
我父亲名国华，字迈樱，生于1901年11月7日。我听母亲说，因为家里穷，父亲在蒙童时期还一直是个“文盲”，只能在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帮助祖父祖母以种菜为生。
直到13岁那年，祖父祖母看他实在想读书，才咬紧牙关，送他到当时的江苏省宝山县立第一高等县学堂读书。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后来居上，门门功课成绩都领先于其他同学。小学毕业那年，当时宝山县送了6人去参加龙门师范学校（即后来的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结果只录取了他1人。宝山县政府、县教育局自然是高兴得很，他们主动提出资助全部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毕业之后，父亲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从事他心仪神往的教育事业。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定向委托培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抗战爆发，宝山既是战场，又是重灾区。战争过后满目疮痍，百废待举。谁来主持宝山教育事业复兴大业？江苏省教育厅把目光投向了因为教育工作干得出色、已担任县督学的父亲身上。可以说，家父是“临危受命”，出任宝山县教育局长的。
上任伊始，父亲先与克扣教育经费的县长金庆章说理抗争，迫使金庆章把历年积欠的教育经费分期发还。他还大刀阔斧地把依仗权势、办学无能的校长一一撤换。淞阳小学是他的母校，原校长是他的老师，却也不顾情面撤换下来。
父亲说：“整顿教育要苦干，还要硬干，硬干要同当地封建势力作斗争，不能妥协，宁可不当局长，学校不整顿好对不起百姓子弟。”随后他在《宝山教育》（半月刊）杂志上，发表了《苦干实干硬干》一文。陶行知先生看了极为赞赏，写信给家父说：“硬干就是革命精神，我同意你的主张。”
父亲在宝山积极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陶行知也多次应邀到宝山给教师讲学。1932年夏，陶行知在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父亲以教育局长的身份给以支持，还为工学团提供一部分经费。1933年夏，宝山县沈家楼成立了棉花工学团，父亲同样经常参与商定工学团工作计划。
我手头就有这样一份资料，是1934年1月9日陶行知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开头便称“迈樱局长吾兄大鉴”，落款便是“弟陶行知”。信的大体内容为：萧场工学团报了新的计划，请父亲“斧正”，同时请父亲给某位先生，每个月增加10元经费。陶行知比我父亲年长10岁，我应该叫他“伯伯”的。陶行知先生这样与家父“称兄道弟”，可见他俩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山海工学团的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第一是要我们牢记山海关失守的历史事件；第二是要我们记住宝“山”与上“海”的紧密联系。我一直觉得，工学团之所以能搞得红红火火，除了陶行知先生先进的教学理念以及努力推行之外，也与家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另一位教育家陈鹤琴到宝山参观时，对此极为赞赏，但又担心推行被通缉的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可能会给家父招致麻烦。家父却坦然表示：我不怕因此受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