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九一八事变”爆发８５周年之际，一段尘封的往事被辽宁史学界发掘出来：有三位英国友人在事变发生后，曾冒死替中国爱国人士向国际调查团接力传递日本侵华罪证。这份侵华罪证取名为“ＴＲＵＴＨ”（真相），至今仍收藏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内。由于这三人的正义举动和英勇无畏，他们被学者称为“沈阳拉贝”。
三名英国友人接力为中国人传出“真相”
“沈阳拉贝”的发现，是源于一份名为《ＴＲＵＴＨ》的史料。“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不到半年时间独占了整个东北。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实地调查。
为了在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被称为沈阳“九君子”的９名爱国人士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共产党员、医生、教授、银行家，尽管身份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信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了日本侵华的第一手证据，并汇编成册取名为“ＴＲＵＴＨ”（真相）。
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ＴＲＵＴＨ》包含３００多页文件、照片等，都是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等实物。
日军封锁管控严密，要想接近调查团，比登天还难。９名爱国人士中的医生刘仲明在苦思冥想之后，想到了自己相识的一个英国人雍维林。雍维林当时是盛京施医院院长，同时担任奉天医专的法医教授，熟悉国际法。
当刘仲明向雍维林说明来意，雍维林当然明白这一义举的巨大风险。他没有退缩，而是主动为刘仲明等人出谋划策，并力荐来自北爱尔兰的倪斐德博士具体实施。
倪斐德于１８９７年来到中国，定居沈阳法库县４５年，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是旧相识。按照雍维林的策划和安排，倪斐德专程到沈阳接取《ＴＲＵＴＨ》。
拿到文件时，倪斐德感受到其中的分量，他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
因为文件很大，又很重要，倪斐德将其保存到英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铁柜内。国联调查团抵达沈阳后，倪斐德又给团长李顿写亲笔信，并以亲戚身份登门拜会，后巧妙安排在另一名英国人谭文纶的家里进行宴请，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人进门探听消息。
在这次会见中，三位英国友人当场签字为“九君子”的行为和《ＴＲＵＴＨ》的真实性进行举荐和担保。第二天，李顿从领事馆拿到了这份《ＴＲＵＴＨ》。
“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史上的重要见证”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经过三位英国友人的辗转周旋和冒死协助，沈阳“九君子”终于按照国际法庭仲裁程序成功递交《ＴＲＵＴＨ》，从而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起草和国联仲裁提供了大量实证，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较为公正的定性。中国由此在政治上、外交上和道义上赢得了国际支持。
１９３３年２月，国联特别大会以４２票赞成、日本１票反对通过了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形成的决议。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宣布“九一八事变”真相的重要文献。
一些学者认为，雍维林、倪斐德、谭文纶三位英国友人，为“九君子”穿针引线传递日本侵略罪证，是中英两国人民联合抵制侵略、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历史见证，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史上的重要见证。
“虽然英国人的身份掩护了他们的正义举动，但在白色恐怖下这样做也是挺身涉险。”张洁说，当时日军为掩盖侵略真相，严密控制对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的接触范围，如果没有三名英国人的帮助，《ＴＲＵＴＨ》很难递交给国联调查团。
尘封８０多年 一段佳话重现天日
事情过去８０多年了，学者们是如何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复原的呢？
“这也许就是缘分。”张洁说，当年在传递材料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倪斐德，其后代也在追寻先辈的足迹，探访这段隐匿的历史。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倪斐德被迫于１９４２年离开中国。数十年后，他的孙子马克·奥尼尔来到中国工作，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在追寻祖父在中国的足迹中发现了这段秘密，为此，他还写了《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纪念祖父。
张洁说，正是通过这本书，她找到了马克，这段历史才得以在尘封了８０多年后被完整地还原。循着历史的脉络，三位英国友人能够义无反顾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国际社会揭露事变真相，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单纯友谊，而是几十年积累的对中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坚守。
至今，倪斐德所创建的学校和医院遗址尚可追寻。倪斐德的孙子马克曾四次深入法库寻访这段历史和相关遗址。
目前，王建学、张洁等学者与马克·奥尼尔已展开合作，有关《ＴＲＵＴＨ》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被马克推介到爱尔兰和英国。
马克多次向张洁等学者表达，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对这段历史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让这段历史被国际社会更多了解和铭记，使和平与正义的力量得到更好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