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与黄炎培（时任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员等职）进行了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成为党史国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
2012年12月24日和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明确指出，这次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并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天，宋国遭遇了洪水灾害。鲁庄公派遣使者去宋国表示慰问。宋湣公对鲁国使者说：“都是我不好，对上天不诚不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国君王也连累担忧了，真是感激不尽！”鲁国官员臧文仲听到宋湣公的这些话以后，感慨地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本来，夏、商两个王朝的兴亡，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君王“罪己”或者“罪人”这一个原因；然而，君王“罪己”或者“罪人”，无疑是朝代兴亡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律”。
深谋远虑的对话
1945年7月1日，一架飞机由重庆飞抵陕北延安；乘客中有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时年67岁的黄炎培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等书籍。俩人心仪已久，这次在延安可谓一见如故。
黄炎培等人在延安的“破冰之旅”访问了五天，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三次共十多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形成了《延安会谈记录》，包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内容。
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彼此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畅所欲言，谈古论今。
黄炎培熟谙历史，又有丰富阅历。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同时，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他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一番话，使毛泽东颇有“心潮逐浪高”的感受。他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点头表示赞同。当时，国民党统治者把共产党宣传为“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这次到延安看到的却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景象：“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花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蘼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的清正气象，与他们在重庆等地看到的国民党统治者“一句真话不讲，两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