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福建三年游击战争

来源:福建日报作者:王盛泽责任编辑:于美玉
2017-02-09 17:07

1935年5月,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在寿宁县含溪召集各地坚持斗争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重新健全中共闽东特委领导机构。图为含溪村。

其次,是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和指战员起着鼓舞作用。对于长征来说,这是已经不可能在苏区范围内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无奈之举,是被迫进行的大搬家式的突围转移。但在当时的宣传中,这只不过是为了粉碎“围剿”而进行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指出: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后面去进攻敌人。这样将在离开堡垒的地区中得到许多消灭敌人的战斗机会,创立新的苏区。这样的行动也将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在主力红军的周围,而极大地便利于中央苏区内部的红军、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在长征途中,中央也一直没有承认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而是将长征纳入反“围剿”行动之中,认为长征中创建新苏区是“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战略转移的说法从宣传的角度看是成功的,表明长征并不是一种失败之举,而是“在新的策略之下的有计划的自动的退出”“采取了新的进攻策略,集中主力打击敌人的一面,向敌人弱点进攻,以创造新的根据地,更适当地与其他红军取得配合与一致的行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道路的胜利”。同时中央要求,适时地在党内干部中进行重大的解释工作。

福建各块游击区的党组织按照中央要求,在红军长征后,在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及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工作,从而消除了游击战争初期产生的悲观失望的情绪,稳定了队伍和人心,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坚持。

可以说,长征每个前进的步伐,每次战斗的胜利,都对福建三年游击战争产生了鼓舞作用。尽管当时各游击区都处于被封锁状态,信息不灵,但各游击区都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从白区的报刊中,获得一些有关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消息。就是从这些只言片语的消息,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指战员们得知中央红军不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当时游击区宣传材料提到:今年以来红军在各个战线上的胜利与苏维埃新的开展比任何一年都大些,首先是红四方面军与野战军在川陕方面的胜利与会合,击溃和消灭敌人十几师之众,占领川西康昌城及川西北几十县,威胁成都。最近又向陕甘发展,打开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这与正在一日千里发展中的陕甘苏区会合起来,将造成中国苏维埃在西北几省首先胜利的新形势。各游击区既把它当成宣讲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内容,又作为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素材。这些工作收到很大成效,使游击区的部队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信念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友爱,从而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他们敢于克服各种困难、粉碎敌人的残酷“清剿”、取得游击战争胜利的勇气。

再次是对游击区人民群众起着重要的鼓舞作用。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大肆宣传其“剿匪”的“胜利”,同时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认为红军长征是穷途末路,企图以此自欺和欺骗广大群众,打击群众对党的信仰和革命信心。但长征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的美梦,也证明其欺骗宣传的破产。

各游击区向广大工农群众揭穿国民党的无耻欺骗宣传,指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与有利的条件,红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全国各省广播了苏维埃种子,到达了抗日目的地——甘、青、宁、晋等省,创造了抗日根据地,在各个战线上获得空前的胜利,消灭敌人几十个师”。同时也告诉群众,红军的胜利就是人民群众的胜利,红军的困难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困难,这样来鼓舞人民群众与红军游击队一道克服困难,进行游击斗争。

正如党中央所指出:“苏维埃与红军在新的正确的策略之下,开展了惊人的活动与获取着伟大的胜利,这更推动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的情绪与决心。”这也包括坚持游击战争的福建工农群众。广大群众坚信,共产党和红军是不会被消灭的,只要党和红军还存在,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所以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游击区游击战争的坚持,都成为鼓舞人民群众拥护党组织,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来源。正因为如此,人民群众才会舍身掩护和支持红军游击队,帮助解决粮食和食盐缺乏困难,提供和传递敌人情报,站岗放哨,购买物资,隐蔽和照护伤病员等等,为此付出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长征以北上抗日为号召,始终高举起抗战旗帜,并完善抗战的方针政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坚持福建三年游击战争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方向引领作用。

中国共产党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历史使命。“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提出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条件下,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4年7月,中央苏区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转战福建途中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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