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理身边的8年，我未见总理休息过一个星期日、过过一个假日。大年初一我推开他的房门说：“总理，我给您拜年！”他说：“是啊，我也听到外面的鞭炮响了，今天大年初一啦！”但老人家还是坐在那里办公。
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经常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尤其是“四人帮”，把周总理看作他们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更加猖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与总理斗气。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把文件给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她又称病不见。
“九一三”事件后，总理对国务院的少数几位领导人说：“林彪出事了，你们认为中央的问题就解决了吗？”他又说：“没有，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他说的时候，眼里闪着泪光。面对“文革”的复杂局面，他累、忧、气、愤，何止是“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