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用人：“盯人防守”确保一抓到底
人，从来是扶贫攻坚的第一要素。
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看来，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扶贫开发的政策，关键在于落实，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有没有把老百姓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贫困县领导不关心扶贫”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地方仍是“ＧＤＰ第一”，把大量精力花在招商引资搞开发上。以扶贫名义要来资金、转手就挪给其他项目的行为时有发生。还有个别地方“穷县富衙”，高耸在贫困区中心的办公大楼格外刺眼。
河南省扶贫办主任张成智认为，出现这些问题，一是有些官员政绩观有偏差，二是考核体系不完善，对贫困地区缺少约束。
这一状况已有所改观。去年，中组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文，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考核机制，要求把扶贫开发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以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指标。
张成智说：“这项改革落实到位，要用硬手腕推进，与官员的‘乌纱帽’挂钩，由中央督查，做不到的就要处理人，一票否决。”
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党政一把手要当好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要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习近平总书记从“用人”角度为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
超常艰难、超常紧迫的扶贫攻坚，需要超常用人。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代，只有“盯人防守”才能实现细化到一家一户的高效帮扶。
甘肃省东乡县汪集乡何家村赵万福的脱贫就得益于此。这个６８岁的老汉本是特困户，早年丧子，自身腿脚残疾，全家５口人生活窘迫。
“两间矮小的土房墙开了一个洞，他斜躺在炕上，身上盖着一张破毛毯，连起身打招呼的精神都没有。”东乡县能源办主任马占江回忆第一次来到赵家的情景。从２０１２年起，能源办１６名干部受命结对帮扶何家村２０家特困户。
干部们坐在赵万福家炕头上，跟他共商脱贫对策。先是帮他申请补贴，改造危房。他掏不起自筹资金，能源办就组织职工捐款，从办公经费中抽出一些，再从其他渠道筹款，终于盖起了新房。能源办是管能源的，很快帮他建了沼气池。又联系扶贫办，帮他申请扶贫资金，修羊圈，还发了３只羊。
最后，考虑到赵万福是残疾人，干部们又联系商务局，筹资在村里开了便民超市，就近安排他工作，这样他每个月能有５００元收入。
３年过去了，赵万福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日子过好了，人也精神焕发。见到记者时，他连声感谢：“国家把我照顾得好着呢！”
自２０１２年起，甘肃省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４０．８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６７．１万个贫困户，３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４３０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３３．２％下降到１９．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一片贫困地区，同样的扶贫政策，有的村富得快，有的村富得慢，差别往往就在于有没有好的带头人。记者听到了很多老支书、老村长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而一些地方尝试“第一书记”驻村扶贫，见效更快。
记者拿到了这样一份成绩单：广西２０１２年选派的首批３０００名“第一书记”已引进项目３万多个，累计投资７．５亿元，引导１６．３万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协调修建村屯道路３．４万公里、桥梁２２０６座、校舍５３４６间，帮扶困难群众１５．７万户。
在安徽、山东、河南等省，“第一书记”同样得到贫困群众认可，并出现了一批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典型，如安徽小岗村的沈浩。
成德宁认为，“第一书记”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局面，就因为他们整体素质较高，能得到各级部门特别是财政支持，能调动多方资源。这一做法应在更大范围推广，覆盖全国所有贫困村，并且通过“第一书记”带出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让７０００多万贫困人口追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意味着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没有先例可循。国际上成功的扶贫经验可以吸取，但完成任务最终还要靠“中国式扶贫”。
“对于扶贫开发，既不能垂头丧气，也不能盲目乐观。”刘永富说，在扶贫攻坚过程中，中国对贫困本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必须承认，即便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仍会长期存在。贫困不是一两天产生的，要想根治，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有些深层贫困问题，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解决，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切实采取超常措施，切实加大扶贫力度，坚定信心，克难攻坚。
（执笔记者：刘诗平、李柯勇、王清颖；参与记者：林晖、王丽、邹欣媛、周相吉、梁军、夏军、杨洪涛、陈地、李亚楠、马姝瑞、侯文坤、李丹）
（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３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