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制度约束：以“大扶贫”思路聚合资源
让７０００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走出“锅底”，不仅是扶贫办一个单位的事，也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而是全中国的大事，需要举全国之力。
记者采访的众多干部群众、专家学者都认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特别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宁夏永宁县有一个闽宁镇，取名便是“福建、宁夏合作”之义。
１９９７年，福建、宁夏联手在一片戈壁滩上建立了闽宁村，将首批八千贫困农民从“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搬迁至此，盖房、开荒、发展产业。如今，村已拓展为镇，辖６个行政村，人口近５万。
“十几年里收入翻了十几倍，我们在这个庄子里算中等。”闽宁镇园艺村村民张耀武说，“家里大车、小车都有，三个儿子都有事做，我们老两口开个门市部，一年能挣一两万。”
这座兼具闽南风情和回族风格的新城镇，是闽宁合作的一个缩影。两省区建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十多年来，福建人力、物力、财力各层面的援助，带动了宁夏成千上万人脱贫致富。
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向来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事实证明，对口帮扶方式可以解决很多贫困地区自身难以解决、中央又照顾不到的问题。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成德宁说，在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要强化对口帮扶的制度安排。国家从１９９６年就启动了这项工作，东部１８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１０省份，但是一直缺少量化约束，没有纳入目标管理。下一步，可考虑给发达省份下指标，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拿出资源投入扶贫。
有专家建议，对各中央部委也应建立类似硬性约束，落实其扶贫责任。
事实上，各部委一直是扶贫的参与者，都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由部委领导甚至“一把手”任组长。很多部委还分别联系一些贫困片区，分别出台过专门的扶贫政策。教育部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学费免除，全国妇联的妇女小额信贷，国家能源局的光伏扶贫，国家卫计委的“流动医院”项目，都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不同部委扶贫力度不一，并且由于政策设计出发点不同，缺乏有效整合，扶贫政策合力尚未形成。
近年来，国家卫计委与教育部合作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每年为中西部农村基层培养和输送合格的医学毕业生２．６万名，一定程度缓解了贫困地区医卫人才紧缺问题。但卫计委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这与实际需求仍有很大差距。要建立贫困地区卫生人才流入绿色通道，还需要国家层面在高等教育招生、人才职称评聘、人才招录等多个方面，协调教育、人社、编制等多个部门给予政策支持。
“就像烧水，不能总是在五六十摄氏度，要想烧开，必须加火。”黄承伟以此比喻扶贫资源的分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只因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到了地方上就各自为政。要把资源集中起来，精准发力。”
聚合扶贫资源，还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去年末，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铜关村举行了一场迎接ＷｉＦｉ入村的典礼。腾讯公司宣布，将把铜关建成中国第一个移动互联网村，让贫困村民通过微信与外部世界交流，并在网上销售土特产。
阿里巴巴集团则尝试电商扶贫，启动了“千县万村”计划，帮助农民兄弟通过电商平台实现资源和市场的对接。３至５年内，这一计划可望覆盖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及六分之一的村。
汪三贵说，中国扶贫特点是政府主导，资源项目都是从上到下实施的，比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但是一些小的扶贫项目，专业性民间机构和企业可能做得更有效。
而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面，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的突破创新。
甘肃东乡县委副书记马斌说，应当树立“大扶贫”思路。只有贫困地区内外、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共同行动起来，才能下好扶贫攻坚这盘大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