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中国各民族关系的精神和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8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十四世达赖集团的“高度自治”，根本无视西藏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其二，“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国现行国家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时就继承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全国拥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在中国，构成国家整体的组成部分是地方行政区域而不是成员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下级，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不存在任何与中央政府法理上地位平等的权力主体。“高度自治”否定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无视中央政府的权威，要求获得相当于国家层面的立法权，把地方对中央的隶属关系说成是政治实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对等关系。在中国，不存在中央和地方对等“谈判”、征得相互“同意”、建立“合作解决的途径”的问题。
其三，“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如前所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自治区域内，各族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各族公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是一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同时也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5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自然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通过“高度自治”根本否定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佛教教义中的“中观”思想原本是主张摒弃“实有”和“恶趣空”两种偏见，不走极端。然而，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政治主张，只是借“中间道路”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弟弟丹增曲嘉以及其重要骨干桑东等“藏独”头目曾表示：“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自治将是个起步。”“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也对印度《对话》杂志表示：“西藏独立与西藏自治的观点并不矛盾，从辩证角度看，西藏独立是原则目标，西藏自治是现实目标。”为推行“中间道路”，分阶段实现“西藏独立”，十四世达赖集团极力包装自己，佯装迎合“世界潮流”，假借诸如“第三条道路”、“民族自决”、“民族自治”、“非暴力”、“双赢”等国际话语，把“藏独”诉求粉饰成追求公平正义与民主自由。然而，由于彻底脱离中国国情与西藏实际，根本违背中国宪法、法律和基本政治制度，不管怎么包装都是徒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