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智能化战争下的伦理黑洞
■吴佳熹 乔 朴
●远离战场的虚拟环境使作战人员的安全感倍增，心理逐渐放松，对于战争的敬畏感也随之淡化
战争与伦理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的战争形态带来新的战争伦理，新的战争伦理在新的时期催生新的内容，旧的战争伦理也在新的时期被赋予新的含义。在有限的智能化战争实践中，战争样式的巨大改变引发了一系列战争伦理问题。为了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智能化战争与伦理的关系，找到技术与人良性互动的平衡点，需要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审视。
虚拟战场造成战争观认知迷茫。数字化、虚拟化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人与机器高度融合，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相互交叉。在虚拟世界里，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变成了一个个字节、一行行代码，人们感受不到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珍惜，变得不惧危险、乐施暴力，对于杀戮和残害越来越麻木。长时间置身于虚拟战场，可能导致现实价值判断出现混乱，导致道德缺失，战争观扭曲。
人类自身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原本具有很强的排斥心理，但是这种抵触心理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变弱。心理学家根据概率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作战人员抵抗杀戮欲望的能力与目标的物理距离成反比。智能化战争与传统战争的最大区别是，战斗人员可以通过对智能武器的操控远离战场，而这个距离可以远到从地球的一边到另一边。物理攻击的距离一旦超过人类视距的范围，就会导致攻击的随意性。远离战场的虚拟环境使作战人员的安全感倍增，心理逐渐放松，对于战争的敬畏感也随之淡化，甚至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战斗之中。曾经参与过无人机作战的美军军官这样描述，“杀人者感受不到受害者的痛苦，操控员在几千英里之外不可能听到受害者的惨叫声或者真切感受到燃烧的躯体”。
智能武器滥用诱发新型恐怖主义。与传统武器相比，智能武器具有诸多明显优势：对攻击目标的精准打击、定点清除，降低了战争成本；以无人快速攻击为主，避免造成冲突升级，缩短了战争时间；自主寻的实施攻击，避免陷入外围不必要的纠缠，控制了攻击范围。这些变化导致发动战争的门槛降低，造成暴力冲突频发，与战争伦理的诸原则相悖。一方面，智能化无人武器带来的“零伤亡”，让公众的视线不再聚焦战事本身，直接降低了民众和舆论对于战争发动的伦理谴责，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战争本质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不具备智能化作战能力的一方，受到智能化无人武器攻击时将毫无抵抗能力。无论人员伤亡如何，都会因为这种束手无策而产生更大的仇恨，这种仇恨往往会演变为各种恐怖袭击式的报复。
当前，具备无人化、高机动性、强杀伤力等特点的无人机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渴求的理想武器。首先，各种消费级的无人机成本非常低，获得的渠道非常多，通过简单改装就可以携带一定当量的爆炸装置。有的恐怖组织甚至已经拥有这么一支小型廉价的“空军”，可以从空中实施恐怖袭击。其次，目前防范恐怖袭击的措施很难应付这种基于无人机的新型恐怖威胁。恐怖分子可以实现远距离操作，动用多架无人机对同一目标实施连续袭击，或者对多个目标实施协同攻击。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潜在的风险正在变为现实。
责任归属问题颠覆传统伦理规则。责任归属可能是智能化战争中最受诟病的伦理问题。只有准确区分出责任者，对战争带来的灾难保持高度的敏感，才会让人们反省战争、追求和平。如果最终没有人对战争负责，那么战争就没有正义性可言。美军近年实施的海外无人机打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平民，然而没有任何人对这些死去的平民负责。究其原因，智能化战争可以用较小代价获取较大利益，而这种非法利益的取得并不受国际法的限制，法律上的空白造成施暴者的逍遥法外，传统的制度规则和伦理原则已经很难对其进行约束。
不同于传统战争可以追责到具体的武器操作者身上，智能武器本身具有一定自主识别判断的能力，设计的纰漏、程序的缺陷、操作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智能武器一时“短路”，责任就自然而然需要设计者、生产者、管理者、使用者和监督者共同承担。这种责任的转移，大大增加了战后责任归属的难度。同时也会导致另一个伦理困境——责任扩散。对于责任扩散，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曾这样描述：“责任感可以被分散开来，因为分工而消失。大多数事业需要很多人参与其中，每一项任务都被细分为多种工作，导致大家感觉每种工作本身都是无害的。”即使造成再严重的伦理后果，一旦进行责任分摊，人的内心就不会有太多的内疚感，这就严重削弱了人们对于智能武器的客观理性认识。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作用，伴随智能化战争而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给人类带来诸多困扰。如何让智能技术变成受人控制、对人有益的技术，人类还需付出更多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