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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首次译成中文，正是这版油印册子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炬。很多人不会想到，作为存世不多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中的一本，历经无数战争炮火依然得以留存，竟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紧紧相连。
山东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鲁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落。上世纪20年代，王尽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在这秘密开展活动，王尽美介绍刘子久入党。1925年春，刘子久受组织委派，回到刘集建立起中共刘集支部。
1926年农历正月十五，回家省亲的济南女子职业学校教员、党员刘明辉来到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家中，掏出自己珍藏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文译本，交给了刘良才。她神情凝重地说：党员都应该学一学，它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知道今后走的路。
刘良才接过书，揣进怀里。他明白，他接过的不是一本书，而是神圣的使命。夜深人静，刘良才常常召集党员和进步农民，一字一句地学习《宣言》。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676种书刊被国民党列为“非法禁书”，《宣言》名列榜首。刘良才冒着生命危险，在住宅墙角外挖了一个隐蔽地窖，把书藏起来，躲过敌人无数次搜查。
1931年2月，刘良才接到省委命令，赴潍县任县委书记。临行前，他把《宣言》郑重地转交给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叮嘱他千万要把书保存好。刘考文深知责任重大，他把书看得像命一样珍贵。形势稍一宽松，他就组织党员群众学习。一遇紧急情况，他就赶紧把书藏进粮食囤底、灶头、房顶瓦下、鸟窝，使敌人的多次搜查落空。
次年8月，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考文意识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捕。死，他并不害怕，但决不能让《宣言》落在敌人手里。他想到，共产党员刘世厚憨厚老实，平时不太引人注目。于是，他悄悄来到刘世厚家，把《宣言》交至刘世厚手里。刘世厚接过书，深深地点头。
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刘考文被捕，刘良才也在潍县英勇就义。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1933年，刘世厚毅然携带《宣言》离开故土，沿路乞讨为生，辗转胶东半岛，一去就是4年零8个月，直到抗战爆发，他才回到刘集。
1941年1月，日伪军对刘集血腥屠杀，万幸的是，刘世厚事先把《宣言》埋在床底，躲过劫难。
1945年1月，日军再次对刘集“扫荡”，惨无人道地放火屠村。已逃出村的刘世厚见状，冒着熊熊烈火，冲回村里，爬上房顶，从墙缝里取出装着《宣言》的竹筒，使《宣言》免于被焚。
后来，刘世厚精心制作了一个木匣子，把《宣言》装起来，埋在地窖里。新中国成立后，刘世厚取出木匣，把快散架的书用线缝好，再用一块粗蓝布包起来，重新装进木匣，外面又套了个木箱。
其实，刘世厚不知道，他用心血甚至生命保护下来的《宣言》，一直牵动着周恩来总理的心。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见到《宣言》最初译者、时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紧握着他的手问道：《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那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看着总理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1975年5月，刘世厚把《宣言》交给政府时，周总理和陈望道先生已相继辞世。
《宣言》是部“大书”“厚书”，刘集村的农民没多少文化，对《宣言》承载的厚重未必真正读得懂；对主义、制度、政党这些话语的深重含义，很难搞得明白。是什么支撑他们宁可舍弃生命而不舍弃《宣言》呢？我想，这来自于他们的纯朴，这是农民的生命底色。他们虔诚地相信，《宣言》为他们着想，《宣言》中有他们的希望和未来。他们把《宣言》看得神圣无比，这种朴素的理念成为坚定的信仰。
如今，这本《宣言》陈列在东营市博物馆，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本书系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书名从右至左排列，只是“共产党宣言”错排成“共党产宣言”。由于经世流年，书的纸张焦脆了，装订开裂了，边角也破损了，但《宣言》不老，精神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