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坐火车从遵义到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在车厢里呆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热浪是沉闷的，卧躺在我的铺位上，在闷热中大汗淋漓，不时被蚊虫叮咬。
长征的路线带领我们来到高山更多的四川西部，我们乘坐吉普车或客车继续我们的旅程。当我们路过一个村庄时，那里的年轻人正投入在泼水节的欢乐中，这是一个祈求洗去过去一年不顺的传统节日习俗。正当我把头伸出窗外捕捉眼前的美景时，一位鲁莽而振奋的小伙子突然在我的头上泼了一桶水，把我淋得透湿。
我们接下来行进的是西藏高原的一部分，它被深而狭窄的山谷、湍急的河流所切割，被巨大的群山所环绕。这个地区人口居住得非常稀疏。两岸群山之间流淌着大渡河,为了向北延安的方向进军，红军不得不分批过河，以躲避敌人不停地试图包围和摧毁他们。
我们在旅途中很自然地碰见了一些村民，与他们所有的对话似乎都表明，现有政府推行的农业政策给农民提供了更大程度的自主能动性，因而他们的生活条件得以迅速地改善。一位农民告诉我，他今年的收入增长了150%。
正当我们向更远更高的地区行进时，天气变得灰蒙蒙的，时不时地伴有阵雨和暴雨。我们很少能看得见山峰。稻田一片翠绿，远处的群山变得模糊不清，隐藏在层层薄雾水汽之中。
我们的脑海中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安顺场，在1935年的5月，红军在这里打出一条横穿大渡河的路。第二个是历史性的泸定铁索桥。同样在大渡河上，红军仅用几天就冲了过去。但是在1863年的安顺场，反对满清王朝的太平叛军却迎来了悲剧的终点。他们的领导者，翼王石达开，一个准基督教改革者，没能及时地穿过这条河，被逮捕后押往成都，在那里被凌迟处死。长征中的红军对这悲惨的结局受到了警示，红军知道过河失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相似的结局。国民党的武装部队不停地追击，他们希望利用大渡河作为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天气在渐渐恶化，暴雨开始引发洪水。在四天的滂沱大雨中，我们乘坐的火车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到达成都的。我们的小型车队离开成都以后，省里的负责人急忙打来电话，建议我们取消之后的行程，因为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村落被淹没，还有大量的庄稼损毁。大部分交通都停止了。但是我们已经在路上，并且无法回头，在我们的四周是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我们了解到，有上百的民众在这次灾害中遇难。
道路向西藏方向蜿蜒，景色变得富有戏剧性。来自高山和狭窄谷地的瀑布在我们旅行的曲折道路旁倾泻而下。从我们汽车的窗户看去，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深深的峡谷。道路变得愈发坎坷，在某些路段甚至感受到地表的突起仿佛在切割车轮。
突然，我们的汽车因为前方的巨大滑坡而被迫停止。一些直径达到10英尺左右的巨大砾石从前方的山坡上滑下，还有泥石流挡住了道路。但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这场被迫的延迟是偶然的好机会。在我们右边的陡坡下面，是一条湍急汹涌的河流，它穿过一个孤立的小村落。一座摇晃的悬索桥，旖旎的风光让人无法拒绝，它将我们带向这个小村落。一群年轻的姑娘，跑到我们前边警告村民：路上发现一些奇怪的生物。由此带来的是一阵恐慌，但是，以好奇心为主导的人还是居多。接下来，我们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孩子拍摄的一张宝丽来照片，很快引发了村民对于照片的更多需求和很多善意。不久，大雨倾盆而下，在一位农民的棚屋下，我们坐在矮凳子上闲聊，他还邀请我们享用面条。
我们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旅行。当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侧流……似乎和地球引力场不发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
安顺场村在河岸的西南边，位于一个宽阔峡谷的腹地上。另一边是一个陡坡，在1935年5月25日，敌人的部队被部署在此堵截红军。安顺场是唯一一个全体公社领导出来迎接我们的地方，当地的党员秘书带领我们去参观红军当年横穿大渡河的渡口。
敌军有一条船被留了下来，因为他们的一个指挥官在村中访问亲戚。红军抓住机会抢到了这条船，接着派出18人的登陆队，在敌军防守严密的激烈枪炮声中强行横穿。到达桥头堡后，另两条小船被先后发现。接下来的三天，红军运送部队过河的任务变得十分艰辛，桥头堡因此得到巩固。但是不久，运送就被空袭和赶到的国民党军后援部队所破坏。距离安顺场160公里外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大部队穿过大渡河的最后一个生命通道。
泸定桥是我们长征朝圣的最后一站。在我们到达泸定桥时，当地的民众早已涌上了街头。这个小城镇是由一条建于1706年的历史性的铁索桥主导的。由两座中国老式的桥头古堡划分，河的两岸一边一座。这个桥由13根粗大铁链构成，4根作为两侧扶手，其余9根作底链，铺上木板支撑供行人行走。每个链环的尺寸有饭碗那么大。桥剧烈地摇晃着，行人从满是漩涡的河水上穿过。
就是在这里，长征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在此打响，打开了向北的通道。从安顺场到泸定，红军战士不分昼夜地极速行军，当红军的前锋部队赶到泸定桥时，发现敌人已经拆除了桥上的木板，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索。当时，红军的战斗决定是立刻开展攻击。一支突击队被挑选了出来。敌人的枪炮疯狂地封锁着桥面，22个人组成的突击队，紧贴着铁索，爬行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随着突击队员的冒死向前，接近对岸东桥头时，敌人引燃了堆集在桥头的木桥板，燃起熊熊大火。但是，当第一位突击队员冲到对岸后，紧跟着一个接一个。其他的红军战士则奋力向前爬行，人体替代了那些消失的木板，使得这次攻击更加持久。
在与一个长征中曾走过泸定桥的退伍军人谈话时，我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官方战史里找不到的有趣事实。通过观察，我判断，国民党防守部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聚集他们的士兵在桥的东门，迎头面对着他们的攻击者。这使得红军的先锋部队可以集中轻重机枪攻击敌军，红军的突击队则乘势冲过了大桥。如果敌人的守军被部署在河岸桥的上边和桥下，可使红军的突击队遭受无情的枪炮阻击。我的中国朋友，现在是一位高级的政府官员，点头同意。然后他笑着说道，“对抗我们的武装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队，他们也向河岸桥东的守军增援，但是，他们的后援部队没来得及抵达。红军面对的是当地军阀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是‘双枪兵’，一杆是步枪，另一杆是旱烟枪。他们以拿到俸禄的多少来作战，他们缺少军事战略意识。”
结束这次重走长征路后，布热津斯基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长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邓小平）的领导能力、勇气、身体耐力以及对事业成功执着追求的一种考验。”
布热津斯基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泸定桥的地理情况，非常高深的峡谷，下面水流湍急，而桥上只有铁索，靠木板连接着两端，而且对面还有人向过桥的人射击，所以情势是非常危急的。
事后，布热津斯基撰文写道：“泸定桥一战在长征中意义巨大，如果红军在敌人的炮火前畏缩不前，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长征的英雄主义让他折服。“我是沿着长征路线来朝圣的！”他用这句话来表达对将近半个世纪前中国工农红军壮举的崇敬。而从遵义、娄山关、大渡河口和泸定桥等地一路走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一趟旅程下来，布热津斯基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布热津斯基的震撼与感动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长征的魅力；这种英雄主义的力量、勇气与信念的力量，让长征成为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在中国进入民族复兴、重新崛起的伟大进程之后，长征精神更令世界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