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说到底，红瑶女童“女不读书”，根本原因还在于贫困。但这样的习俗一旦形成了，也不是轻易就会改变的。
何方礼：确实，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红瑶女童班经常发生学生辍学现象。比如，1999年的时候，新学期开学一个星期了，可女童班仍有15个位置空着。我便一村一寨地走，挨家挨户地劝。红瑶老乡好酒守信，我就打酒买肉与他们一起喝“同肝酒”、定“酒约”，动员老乡把女儿送到学校。有一次，在去寨子的路上，遇到了当地罕见的大雪，10多里山路，我走了近５个小时。当我满身泥水站在老乡家门口，他们被感动了：一个外乡人为了咱瑶家妹子读书这样劳神费心，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送孩子去上学！短短几天，15个空座位又坐满了。
红瑶有早婚的传统，有的十二三岁定婚十六七岁出嫁。2003年6月，在县民族中学读初中的17名红瑶女童中有11人集体逃学，准备回家“坐妹”（也就是找对象）。我听说后，心里着急啊，立即和乡、村干部一起赶往这些学生家里，苦口婆心地给她们讲国家婚育政策，讲早婚早育的危害，讲读书学习的好处。对已经接了庚书定婚的，我把双方家人找到一起，动员他们至少先让红瑶女童完成学业，终于使这11名红瑶女童全部重返校园。
有时，我在想，几元钱的助学款分量很轻，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但关键时刻也许就能将一个黯然跨出校门的脚步重新拉回课堂，或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我必须要去做。
《中国青年》：伟大的事业，注定会有非同寻常的付出，甚至要承受挫折、失败以及不被人理解的委屈。
何方礼：1996年，红瑶女童班因经费不足一度停办。为争取办班经费，我走企业跑厂矿到处拉赞助。开口求人难啦，尽管每一次我总是耐心的解释，资助红瑶女童是为了改变大瑶山区的落后面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很多人还是对我的做法不理解。有的表示爱莫能助，有的干脆避而不见，有的甚至挖苦我，说什么做好事，还不是为出名，没钱就别充大头！钱没有要到多少，委屈倒受了不少。但是，想到孩子们那一双双求学的眼神，我又一次次劝慰自己：只要能帮助她们上学，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为了让大山外的人们对红瑶女童的困境有直观的了解，从而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我背着照相机深入瑶寨，半个月后，由140多幅照片组成的“红瑶女童的心声”大型图片展，相继在融水、柳州、南宁等地的机关学校、军营警营、街道社区流动展出。女童班学生代妹花曾写过一篇《我要读书》的作文，深深感动过我，我便以此为素材编成小话剧，我饰演“父亲”，女童班学生兰仙英扮演“女儿”。由于我们都有切身体会，表演真挚感人，台上情真意切，台下泪水涟涟。30多场巡回演出，每场演出都掀起一次情感的浪潮，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就这样，用精神感化，用行动牵引，我们先后争取到社会各界捐款捐物价值300多万元，第二、三、四、五、六届红瑶女童班顺利开班，帮助270多名红瑶女童走进了校园。每当听到山寨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我的心里真是痛快、欣慰……
《中国青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思考过扶贫助学的根本是什么？
何方礼：浇树要浇根，助学要治贫。在与红瑶老乡们深入接触的过程中，我慢慢悟出一个道理：贫困和失学是一对连体儿，因为贫困不能接受应有的教育，因为没有文化又缺乏摆脱贫困的能力，只有帮助大瑶山区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红瑶女童长期接受教育。话虽如此，但要转变瑶族同胞祖祖辈辈形成的观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送去良种玉米，有的人炒来下酒；我们送去杂交水稻稻种，有的人当作口粮吃掉；我们冒雨种植楠竹，有的人笑我们“发神经”。这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培养示范户，让瑶胞们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经请教广西农科院专家，我得知大瑶山很适合养殖山羊和种植八角，就动员第一届红瑶女童班毕业的兰仙英带头搞种养。我从工资中拿出800多元钱，买了两只良种大黄羊和一些科技种养书籍送到兰仙英家，还送去了1000多株八角和1000多株板栗树苗，到柳州市请来技术人员上门指导。仅3年多时间，兰仙英家的大黄羊就繁殖到20多只，经济作物也年年丰收。附近几个村寨在兰仙英的带领下，家家户户都养起了山羊，种上了八角、百合等经济作物。在我们扶贫工作组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这几个村寨年人均收入由不到300元上升到1200多元。经济条件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大瑶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在，每个村都办起了小学，家家户户都主动送女童上学，红瑶女童的入学率也由当初不到10%上升到85%，红瑶“女不读书”的观念从此成了历史。
“要有一时一地做一件好事的热情，更要有一生一世做好一件事情的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