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目标：应寻求合作而不是政治颠覆
在国际政治的丛林时代，强国以军事力量控制弱国一度是普遍现象，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使者的经典话语“强者可以为所欲为，而弱者只能忍气吞声”，即是这一国际政治现实的生动写照。但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各种制度规范的建立完善，以及民族国家主权与独立意识的增强，武力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已渐渐失去往日的效用。军事力量可以用来赢得局部战场胜利甚至打赢一场战争，但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遗憾的是，近年来主要大国进行的海外军事行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政治发展趋势。
冷战后美国的海外重大军事行动，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颠覆政府、进行国家重建作为军事行动的目标。美国单方面的武力强制可能会建立一个符合其口味的“民主”政权，但由于对美式“民主”的“水土不服”，这样的政权可能会内生出更大范围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矛盾，带来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这也是美国目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临的困境。在这些国家，政府控制力薄弱，部族观念根深蒂固，对抗冲突不断，这些问题都是外部强制力量无法解决的。除此之外，国家重建的难题不仅在于民主建设的渐进性，还在于现代社会民族主义的盛行，尤其在外来强权和镇压面前，民族主义往往会迸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如果干涉者强力镇压，就无异于杀鸡取卵；倘若干涉者手段软弱，颠覆性的思想和行动会很快将这个国家导向更加动荡的局面。事实上，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实施的政权更迭行动中，除了国家规模更小、离美国更近的巴拿马之外，其他鲜有成功的案例。
战略手段：应坚持慎战原则而不是武力滥用
军事力量走向海外，既可能是为宣示大国威望和形象，也可能是为维护和拓展特定国家利益。军事力量走出去目的的宽泛性也带来了军事手段运用的困境，即：哪些行动应该实施或参与？哪些行动不应该实施或参与？哪些手段可以运用？哪些手段不宜使用？从国际政治实践看，二战之前大国军事力量的海外运用，通常具有争夺地区或全球性霸权的性质。而同样是为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和英国采用的“离岸平衡”“选择性干预”战略，与德国、日本那种爆发式的、涸泽而渔的力量运用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历史发展到今天，军事力量走出去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但军事力量使用不当，也会造成双刃剑效应。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的干涉行动频度明显增强，先后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更是将反恐行动扩展到全球，先后发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三次大的战争，对国力造成巨大损耗。据美国媒体报道，仅阿富汗战争美军就耗费3.7万亿美元。无休止的战争、不加约束的暴力手段，不仅对有关国家和地区民众造成巨大伤害，也对大国自身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有选择地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有限度地使用军事力量，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国际责任和相关地区利益，是大国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战略研究：应深入扎实而不是走马观花
与执行国内任务不同，军事力量在海外执行任务，军队处于一个全新的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中，所有行动都需依托特定国家或地区展开。因此，军事力量走出去之前，深入扎实地搞好目标国研究至关重要。这些目标国家（或地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关系如何？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气候和地理环境对军事行动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既影响军事力量能否走出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军事行动的成败。
从大国海外军事行动的历史实践来看，尽管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研究工作还是有很大欠缺。1992年美国出兵索马里前，对该国的宗派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一直到两架“黑鹰”直升机坠落、美国大兵横尸街头并被索马里武装人员拖行示众时，美国才意识到，在这个无政府的国度里，美国所面临的将可能是一场没有目标的战争，自身很可能付出重大代价而对稳定当地局势毫无助益。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也非常相似。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防部总结经验教训时认为：美军中懂阿拉伯语、知道如何处理伊拉克地区问题的人数不足。由于对伊拉克的政治生态缺乏研究，美国采取了一种极为生硬的做法。最终结果是：通过清除1979年以来的所有可疑反对势力，造成了政权的权力真空，伊拉克社会治理遭遇重大问题。执行国际维和任务也有类似情况，对当地国情社情了解越透彻，维和行动就会越顺利。
编后：中国军队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出国门，承担维护国际和平和国家利益的责任，维和、护航、撤侨等军事力量走出去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正成为常态。在军事力量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应深入研究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局限性和内在规律，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大国的道路，既有效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也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