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翻越夹金山，很多战友得了雪盲
10月15日，张国焘在理番的卓木碉开会，公开分裂党和红军，成立“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自任主席。张国焘决定南下打成都。1935年10月，几万大军离开藏区，浩浩荡荡开始南下，胡宗林第二次翻越夹金山。
翻雪山时，白天遇到大太阳，高原的阳光，紫外线很强，晒得很毒，眼睛刺痛。雪山一反光，照得更难受，睁不开眼，直流泪，有的晒得眼睛红肿，很多指战员都得了雪盲。我们知道怎样防止雪盲，边走边用雪擦。上级不知道，批评我们，说用冰冷的雪来擦，容易刺激眼睛。后来得雪盲的人越来越多，看不清路，走不了。又没有别的办法，证明用雪擦，还是比较有效果，就让大家用雪擦。上级还表扬我们，说我们的办法好。尽管如此，不少人的眼睛肿得很厉害，用雪擦也没有用，几乎失明，看不见路，我们就搀扶着他们爬山。后来病人多了，一个人扶不了那么多，便用绳子牵着；得雪盲的人越来越多，连绳子都没有了，就把腰带解下来，接成绳子。
人们常说，大雪山的气候，跟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这话一点也不假。中午时分，晒得直冒汗，脸发烫，眼发肿。可是，到了午后，狂风大作，暴雪夹着冰雹，扑打在身上，这时，气温骤降，头发上，眉毛上，都结成冰，脊背发冷。那时我们没有温度表，也不懂什么多少度。反正冷得很厉害，牙齿打颤，连话也说不利落。每向上爬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生病的、得雪盲的同志就更困难。有时狂风一吹，一脚没有踩稳，就滚下山去，跌进深渊，救都没有办法救。有一次，我牵着根绳子，带着几个得雪盲的战士，突然一股狂风刮来，我赶紧让同志们趴下，我后面一组结着绳子的同志，也有几个得雪盲的，一个同志没有站稳，滚下了山，其他人来不及松手，一个接一个，四、五个同志都滚下山去。
红四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到了宝兴、天全、芦山、邛崃、雅安、大邑等地，是“天府之国”的边沿地区，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先后调集80多个团的兵力，向四方面军进行围攻，战斗在百仗关打响。激战七昼夜后，红军伤亡很大，却不能突破敌人防线，只好后撤。这个仗打得很不值，虽然消灭敌军15000多人，红军自己的伤亡也有10000多。
“三子俱全”，10次翻越夹金山
百仗关战役后，红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也成为张国焘南下路线失败的重要标志。张国焘被迫决定撤出川康边界，再次回到藏区。南下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回返时，只有4万多人，其中还有几千新兵。
红四方面军有5个军，总部命令董振堂率领红5军翻过夹金山，进驻丹巴，准备向炉霍、道孚、甘孜方向发展。但那里是山区，在大渡河边，地广人稀，粮食短缺。红四方面军总部指示31军组织运粮队，负责向红5军运送粮食。胡宗林也被调回政治部地方部，到运粮队当通司（翻译）。
那时已是1935年底，快过年了。上级要求我们把粮食、腊肉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年前送到，让部队过好年，也就是1936年的春节。
我们运粮，上级规定，一粒大米也不能吃。那时部队的纪律很严。运的是大米，我们自己却只能吃洋芋和苞谷。物质准备做得也很好，队长和协理员事先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老乡告诉我们，翻山运输，要“三子俱全”，就是脚夹子，套在脚上防滑；背夹子，用来背东西；拐耙子，当拐杖用，它有两个用处，走路当拐杖，休息时支撑背夹子。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三子”东西虽小，作用很大，在运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运粮队没有这“三子”，吃了不少苦头，有的战士过雪山、爬冰坡时，脚下打滑，掉进深渊。
爬雪山，还要自己带水。开始我们没有经验，用竹桶装水。到了山上，水结成冰，竹桶胀裂，存不了水。后来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要用猪尿泡，放一半水，不能装满，抱在怀里，保温防冻。带一袋水，简直像照顾婴儿一样。
这是大雪封山的季节，一般人在这个季节是绝不会过雪山的，更不敢过夹金山这样高大险峻的雪山。但是，我们恰恰在这个时候组织运粮队翻越夹金山。夹金山在两个粮站之间，一来一回，就要翻两次山。我们共过了5次，就是10次。
1936年的春节前，我们胜利完成了运粮任务，受到军首长的表扬。召开颁奖大会时，给我发了一块油布，是白布在桐油里浸泡过，可以防雨。现在看不到这种油布了，当时用处可大了，过草地有块油布，可以遮风避雨，防潮防冻，简直是个宝贝。
实事求是地、毫不夸张地讲，在整个红军队伍中，12次翻越夹金山的，只有少数一些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