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混乱之机，陈毅已打扮成一位学者，隐蔽在离码头很近的一家小书店里。这是上海地下党备用的秘密机关，一般不轻易使用，今天到了紧要关头就不得不用了，为的是配合陈孟熙的行动计划，对陈毅的安全起“双保险”作用。
咖啡店和大街一乱，迅速影响到码头，在码头上执行公务的警察都不约而同地朝大街望去。还没上船的旅客眼看船要开了，便趁机向前冲，铁门被推开，大伙也一拥而入。
陈毅见铁门已开，觉得时机成熟，便戴上墨镜走出书店，混进拥挤的人群。临近铁门时，被赵宝善发现，但赵宝善不敢确定。他亲眼看见陈毅在咖啡店，怎么又在这出现呢？但转念一想，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有宁可错杀三千、不得放走一个的训示，便转身对身边的几个同伙喊道：“快，抓住那个戴博士帽的！”
被安排在赵宝善前边的一个“买卖人”听到喊叫声，把手上提的箱子“啪”地一声摔在地上，银元和成捆的钞票撒满一地。一些在码头上混饭吃的阿飞冲上去就抢，赵宝善和几个同伙也拼命抢钱往怀里装。等再抬头时，那个戴博士帽的早已不见了踪影。陈孟熙、陈修和在设下“调虎离山”之计的同时，所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又成功了，“双保险”变成了“三保险”。
陈毅安全回到闽西，带着中央指示信前往蛟洋，把毛泽东请回了红四军，并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为之激动，给陈毅写了“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八个字。
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关于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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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来信
1929年2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党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指示信未能正确估量全国的客观形势和红军的主观力量，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分散，并要朱德和毛泽东离开红四军。
这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1929年 6月 22日，红四军“七大”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还被攻击为“家长制”作风。大会主席陈毅采取了折中调和的办法，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会议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 “七大”之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地方指导工作。
九月来信
1929年 8月 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结论，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前委领导和全军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胜利召开古田会议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