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田会议期间的谭政
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相继占领了龙岩和永定，在闽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武装力量。在转战赣南闽西的战斗中，由于谭政表现出较好的政治工作才能，被毛泽东调回军部，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兼政治训练部长。
谭政跟随毛泽东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来，红军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城召开，在会上毛泽东等人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不仅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反而落选了前委书记之职。随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江华等前往上杭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合溪等地从事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上杭城后，朱德在上杭县城太忠庙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但会议开了3天毫无结果。毛泽东因病重未能赶来参加。会后，毛泽东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至上杭县城。谭政连忙去看他，一见面，谭政发现毛泽东浑身浮肿，十分虚弱，心里颇为着急，可毛泽东虽重病在身，仍精神昂扬，豁达乐观，他在这时还填写了一首《采桑子·重阳》的词，词中写道：“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作为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的谭政，对红军部队的发展前途忧心忡忡。自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部队接连失利，暴露的问题也日益严重。谭政为部队的生死攸关而担忧。他深深感到，革命根据地不能没有毛泽东，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自从湘赣边秋收起义后，谭政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两人患难与共。特别是在担任前委书记毛泽东秘书期间，亲身经历了毛泽东处理一连串党内党外、军内军外错综复杂的问题，谭政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同时，对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以来的一切活动，谭政也是清清楚楚的。他反复同周围的同志讲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强烈要求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并且时常抽空到苏家坡看望养病的毛泽东和贺子珍。
10月下旬，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陈毅回到闽粤边界松源的红四军前委，并带回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此信要求红四军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1月下旬，红四军回到长汀后，陈毅对谭政说：“这次到上海，我找到中央负责军事的周恩来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当即作出指示，要我们把毛泽东同志请回红四军当前委书记。我明天就去。”“那我同你一块儿去吧！”谭政听陈毅这么一说，非常高兴。陈毅告诉谭政：“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为我做点准备。你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他的生活熟悉，还是在家好好安排一下。”送走陈毅后，谭政心里似喝了蜜一样甜。
他按照陈毅的嘱咐马上派出一个战斗力强、武器装备较好的警卫连前往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来。部队出发后，他又叫行政后勤部门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安排一套宽敞的住房。同时准备材料，列出汇报提纲，好向毛泽东反映红军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和他对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
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苏家坡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26日，毛泽东与贺子珍偕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特派员、组织部长谢景德，随谭政派来迎接的武装，心情舒畅地回到汀州，同朱德、陈毅会合，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战友重逢，格外亲切。谭政首先迎上去，同毛泽东、贺子珍亲切握手，随后把他们送进准备好的房间。毛泽东进到屋里，行李还没有打开，就迫不及待地招呼谭政：“把我离开前委这段部队情况说说吧。”
谭政是很了解毛泽东的。他从衣服兜里拿出刚准备好的汇报提纲，毫不保留地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向毛泽东作了详尽的汇报。
“干部中又滋长了不注重农村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城市。部队中产生了享乐思想，不讲政策，不守纪律；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打‘收条’，不付款，损坏东西不作赔偿；更有甚者搜俘虏腰包，还有调戏妇女的。总之，部队中有严重的流寇思想。”
“单纯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司令部对外’，排斥政治工作干部。”
“严重的军阀主义，干部随便处罚士兵，主张枪毙逃兵……”
还有“非组织观点”、“违反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正确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