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四方楼”初步发掘结束后的航拍照片。外围一圈区域为细菌实验室，中央两个长方形区域即为关押普通百姓、抗日志士以及外国人的特设监狱。
日本法院的认定
1995年的一天，做过8年英语教师，又曾与丈夫一起赴日留学的王选，偶然地从英文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的情况。
这则新闻中提到的义乌崇山村，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青年时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她听父亲说起过，在抗战期间，家里共有8位亲人死于当地爆发的瘟疫。那时的王选，还没有把瘟疫和侵华日军的细菌战联系起来。
王选联系了那两位日本学者，既精通日语又懂得浙江方言的她，开始协助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前往崇山村调查取证。就这样从一个村开始，进而发展到整个义乌，然后是宁波，再就是江西、湖南……
浙江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点地区。1940年7月至年底，731部队组织远征队，在石井四郎亲自带领下，先后五次在浙江空投细菌炸弹。1941年春，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湖南等地。
1942年，石井四郎因贪污实验经费被撤职降级，调到南京任第一军的军医部长。不过，在1945年重返731部队并晋升中将后，石井四郎对当年的降职这样解释：如果他继续从事研究，他的仕途也就走到头了。为了获得更高的官衔，他需要有实战的经历。
的确如他所说，那三年中，石井四郎就是一个流窜中国多地的瘟神，在浙江、江西、山西等地，每到一地都会指挥实施细菌战。他甚至给3000余名中国战俘染上伤寒病菌，然后释放他们，由他们去传播瘟疫。
抗战期间，被日军投撒的细菌、病毒感染的中国民众恐怕要以千万计数，而被夺去生命的人，早已无法统计。
随着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黑幕被揭开，当年那些瘟疫的始作俑者终于被发现。挺过那些瘟疫幸存下来的细菌战受害者，很多人身上都留下了伴随一生的疮疤——那是对侵华日军细菌战最直接的证明。
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站了出来，开始向细菌战的元凶起诉索赔。王选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奔波于中、日两国的取证过程，事实上也是还原历史的过程，她将诉讼看作“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
“王选在取证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中日两国731部队亲历者的珍贵口述资料，此外还获得了不少日本学者的学术性证言支持，这些都对还原这段历史有巨大的作用。”王希亮说。
经过数次上诉、败诉、再上诉的经历，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了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731部队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终于在法律层面获得了认定。这是王选和诉讼团多年努力后换来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
然而，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仍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
“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日本政府一直都不承认这段丑恶的历史。”王希亮说。
直到现在，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慰安妇问题，以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日本政府一律以缺乏证据为由拒绝承认。
揭开731部队的历史，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731研究一直以来最大的难点在于馆藏档案的欠缺。“中国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少，大部分的资料还是在日本，而这部分资料的披露还很不充分。”王希亮认为。
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地都藏有数量可观的二战期间历史资料，王希亮认为，他们是否已经公开了所有的731资料？可能还要画一个问号。
2001年和2007年，由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学界的压力，美国分批次对部分“731档案”进行了解密。解密后的档案被分别存放在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2011年，哈尔滨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赴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商务部档案室查阅了这批美国解密的档案。
杨彦君说：“调查让专家触目惊心，石井四郎向美军提供了大量原始实验报告书，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报告、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等研究，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以及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幻灯片等。”
而其中最核心的资料，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解剖报告书。其中共有三个报告：即炭疽菌报告“A报告”，鼻疽菌报告“G报告”，鼠疫菌报告“Q报告”。这三份报告是731部队同美军进行秘密交易的核心资料的一部分，是能够证明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细菌感染的直接证据，填补了国内所藏资料的空白。
“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731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中外馆藏档案、口述历史、军事法庭审判材料为核心的较为完备的史料体系。”杨彦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