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25日，731部队高等官团在本部大楼前合影。
反省材料
鲍威尔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让全世界为之哗然，“731”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国的媒体上。有关731部队历史的研究，一时成为二战史中的热点和显学。
而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的直接受害国、731部队的所在地，相关的研究取证其实早已开始。只是，受各种条件所限，研究进展非常艰难。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于731部队的研究十分艰难。731部队的遗址已经被日军全部破坏，存世的信息来源只有文字资料，但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对于这段历史的刻意遮蔽，使得中国学者能够看到的资料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学者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最大程度地搜集关于731部队和细菌战的材料。
中国对731部队历史的了解，最早的来源是苏联的“伯力审判”。
美国人庇护石井四郎等人逃脱审判、独享细菌战情报的做法，苏联人心知肚明，却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无可奈何。于是，苏联就在自己主导的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伯力审判中，把审判日军细菌战犯作为与美国进行角力的政治工具。
1949年12月，苏联独自把拘留的12名731部队有关人员在伯力滨海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认定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731部队成员高桥隆笃等12人犯有制造细菌武器、人体试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其中，山田乙三被认定的罪行为：在1944年至1945年任关东军司令期间，“曾领导其所辖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鼓励过该两部队在进行各种使用细菌武器试验时，蛮横地杀害成千人命的行为。”
1950年，苏联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同时指责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包庇。当然，这些动作不但没能阻止美国与石井等人的交易，反而使二者的合作更加亲密，也更加秘密了。
▲731部队四方楼遗址采集的血清瓶。
山田乙三在苏联劳改农场里服刑半年后，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包括他在内的969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些日本侵华战犯中，包括少量原731部队的成员。除了在苏联已经被审判过的山田乙三等人，还有一些731部队成员，在中国的改造、感化下，主动交待了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筱冢良雄就是其中一个。1945年2月，他接受了731部队下级士官培养教育，成为731部队的一员，并亲历了731部队的撤退及销毁证据的过程。
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他并未遭受折磨，而是受到了优待，这让他更加忏悔在731部队时犯下的错误。他和其他一些731部队成员，都主动写下了“反省材料”。
50年代初，这些由731部队下层军人撰写的“反省材料”，成为了当时中国所能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关于731部队的重要资料之一。
1956年4月25日，中国在沈阳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侵华日军战犯中的36名首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其中包括731细菌部队林口162支队的榊原秀夫，还有11名将抗日志士秘密送往731细菌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关东军宪兵及特高科特务。他们在庭审中供认的罪行，也是731部队罪恶历史的另一份证据。
只是，无论榊原秀夫还是筱冢良雄，都是731部队的下层军人，而且加入时间很晚。即便是山田乙三，成为关东军司令时也已经是1944年，侵华日军和731部队都已经穷途末路。他们的证言，对于完整还原731部队的历史来说还远远不够。
中国学者所掌握的文字及口述资料，只是731内幕的一些阴暗角落。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对于731部队的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80年代初期，才又出现了重大转机。有良知的日本人，揭开了731部队黑幕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