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明亮，灯光明亮。在和平的阳光、灯光下，重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的诗歌，仍能听到雷霆炸裂般的呼啸，看到狂飙突进般的身影。抗战诗歌以其特有的形式与全国军民在一起，向日本侵略者进行气壮山河、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
自觉及时的肩负起担当
中国的诗歌，特别是战争的诗歌，从来没有像在抗日战争中与国家命运相通相连的得那么紧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开始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自此，诗歌便自觉地及时地肩负起应有的使命和担当，发挥它快捷表达感情的优势，将文字化为泼向敌寇的怒火，参与者之广大、数量之众多、音调之一致，都是史上未曾有过的。
抗战诗歌中的华彩篇章，是那些直接从事武装斗争的人们，即帷幄运筹者、前线指挥者、战场杀敌者所写。因为他们心中有战局，眼前就是战场，因而对战争有更透彻的理解、更真切的感受，而且又躲在龙马倥偬中所为，所以他们的诗篇闪烁着特有的血性光芒。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不但制定的抗战方针、战略战术，更挥毫写下了壮丽的诗章。毛泽东在此期间的《沁园春雪》《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周恩来的《千古奇冤》、朱德在太行山前线指挥作战时写的《太行春望》《寄语蜀中父老》等诗，可谓抗战诗歌中的精品。还有大批作家诗人，他们积极主动投入抗战洪流，进行抗日文艺宣传，从事实际救亡工作。一些过去很少写诗的人，也以诗抒怀言志。茅盾、老舍、王统照等人的诗；田汉、冯乃超、高兰等人的朗诵诗；田间、史轮等人的藏头诗；艾青、柯中平等人的激情诗，描绘了战争景象和血火交织中民族的抗争，借助音符的翅膀，飞向各个抗日战场，成为催征的战鼓、冲锋的号角。
昂扬奋进的爱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外敌入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首先喊出了中国的声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经由聂耳谱曲后，成为激扬震撼的鼓角，鼓舞人们万众一心。随着日寇的铁蹄踏进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夺，人们便借诗歌揭露其罪恶，激起国人仇恨。谢一志的《无人区》描写了这样的景象：“谷麦枯黄瓜豆烂，满川山果弃沙沟。颓埂断瓦梁灰冷，未闻鸡鸣见鼠偷。”正是对侵略者罪行的揭露。臧克家《血的春天》：“在北国，在中原，敌人脚踏的地方，已经没了春天！泰岱锁起了眉峰，大河板起了黄脸。一把复仇的火苗，燃烧在原野，燃烧在炎黄子弟的心间！”捧出了人民胸中仇恨的怒火。仇恨怒火浇铸的诗歌，汹涌澎湃着爱国的热血，与刀枪一起杀向侵略者。杨虎城将军以诗高呼：“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张学良将军以诗抒怀：“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深仇积愤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旧。”爱国在那些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人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是抗战中牺牲级别最高的将领，它殉职后，朱德写诗赞扬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如今读来，依旧让人心痛不已。
朴实情真的明朗语言
诗歌最讲究语言，或者华丽，或者朴实，或者含蓄，或者明朗。抗战诗歌使用的是朴实明朗的语言。一方面因为，这样才能与血火烽烟相谐调；另一方面也因为，民族危亡枪炮声隆的时候，写诗者无暇精雕细琢，更不可能“两句三年得”，读诗者迫切需要的是能够呼出他们心声的诗句，对其他的并不太计较。
对诗歌语言来说，华丽是美，朴实也是美，含蓄是美，明朗也是美，因时而异，因诗而异。抗战诗歌是杀敌的武器之一，所以更多使用的是朴实明朗的语言，不过多的精雕涂抹，不过多的引经据典。杨至成的《抗战》诗：“乌云褐色落花天，日寇称狂侵主权。众志凌霄翻大浪，转危为胜保乾坤。”萧克的《“七七”后誓师抗敌》诗：“炮震卢沟举世惊，全民抗战筑长城。挥军跃马沙场里，不逐强虏不返兵。”语言刚劲豪放，颇有唐代边塞诗的味道。陈毅的“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明朗的语言也好，含蓄的语言也好，都必须情真，才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大刀进行曲》诠释的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它集愤怒与豪情于一体，不用任何修饰，把人们久蓄心底的情感，火山喷发一般迸射出来，和大刀一起砍向侵略者，“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多么明白，多么有力，多么解气啊！
在和平的阳光、灯光下，重读抗战诗歌，与枪炮大刀一起冲杀。毋忘国耻，铭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