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乳名自林，学名纪权，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新阳乡黄猫岭。在兄弟姊妹五人中，他是最小的一个。半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在祖父母的照顾下，靠兄耕母织维持一家生活。7岁入私塾启蒙，9岁就读平桥乡第八国民小学，12岁考取醴陵县北区联合高小。由于他学习刻苦、少有壮志，深得倡办新学的叔父左铭三的钟爱，并对他进行精心的辅导和帮助，使他的学业大有进益。1922年春，他考入醴陵县立中学。第二年，他与同学陈觉，蔡申熙(蔡升熙)、宋时轮、王亚文等30余人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阅读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改造社会的责任，并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
1924年初，19岁的左权决定投笔从戎。他离开醴陵来到广州，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堂。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深受周恩来的器重。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关心教育下，他在思想上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1925年2月，由陈赓、周逸群介绍，左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共产主义奋斗“成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的准绳”。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曾任排长、连长等职，先后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11月，他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苏联4年多的时间内，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理论和专业课程。1930年6月，他与刘伯承、陈启科、刘云等一道奉调回国。随即被中共中央派往闽西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教育长。不久，他随军取道江西进攻长沙，途经醴陵黄猫岭老家门口，看到站在路旁观看的侄女左树碑时，急忙走过去，将一枚银元放在侄女手里，以表达他对阔别7年亲人的思念。从这以后，他没能再回过家。
左权来到中央根据地以后，为红军的建设和对敌斗争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很快成长为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他在就任红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3个月期间，就为红军培训了200多名基层干部。11月，他当选为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又被任命为新红二十军军长。1931年初，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他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6月，第二次反“围剿”结束时，他升任参谋处长，并以总司令部特派员名义，到后方从事安置伤员、教育俘虏、管理枪械及筹建后方医院，指导组建和训练地方武装等工作。在7月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掩护黄陂(宜黄附近)红军主力向兴国转移，他曾奉命率领红三十四师、红十师向宁都方向迎击敌人，拖着敌人转了一个大圈，从闽西经会昌、瑞金一直拖到赖村，保证红军主力得以在兴国休整了半个月。12月，他奉命和王稼祥、刘伯坚作为中央军委代表，赴宁都联络和指挥宁都起义。起义胜利后，他担任新组编的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1932年4月，他率十五军等随东路军东征福建漳州，并担任前锋。他率部先在龙岩县的小池消灭敌军一个补充营，接着配合红一军团歼灭了驻考塘敌二九一团，占领了龙岩县城。在进攻南靖天宝山一带的敌军时，他率领四十四师佯攻宝林桥，然后勇猛插入敌军左翼，攻下南靖，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之后，他又率部协同红一军团围歼福建军阀张贞四十九师两个旅的大部，俘敌1600多人，占领了闽南重镇漳州。这时，他奉命兼任红十五军军长。6月，他回师赣南后，被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诬陷为有参加托派组织的嫌疑，遂被撤销军长兼政委职务，并受到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尽管他一再声明与托派组织没任何关系，但仍忍辱负重，继续忠诚地为党工作。1933年1月，他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任作战参谋，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特别在黄陂歼灭敌军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的作战中，他对确定作战的伏击地点兵力部署提出了最佳方案，保证了作战的胜利。12月，他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并参加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乾昌桥凤翔峰作战。1934年7月，他还负责组成红一军团侦察科，率部在闽北、长汀、清流一带运动作战，相机歼敌4000余人，为中央红军准备突围转移赢得了时间。
10月，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左权与聂荣臻等率红一军团为前锋，斩关夺隘。11月，他率部控制了广东麻坑九峰山要道口，苦战数日，掩护红军纵队和后续部队顺利越过粤汉铁路和渡过湘江。12月的一天，他率部日夜兼程赶到贵州剑河地区。当时虽已是晚上宿营时间，但为了抢占施秉县城，他命令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刘忠率一个排的侦察兵，连夜出发，于天亮前抢占施秉的东山，并相机攻取施秉县城。正由于他指挥有方，抓住了时间，使东山守敌猝不及防，一击即溃，施秉县城也很快被占领，从而保证了部队顺利通过施秉，进攻遵义。
遵义会议后，左权参加指挥红一军团四渡赤水，抢占娄山关和两攻遵义城的战斗。1935年5月，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他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率领红二师第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长途奔袭，连续作战。第一天行军150里，赶到小相岭，消灭扼守隘口的守敌，接着攻克越西县城，又以一天行军140里的速度追歼残敌，攻占大树堡渡口，然后佯攻对岸守敌，吸引川军主力，策应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师在安顺场顺利渡过大渡河。6月，他率部到达四川夹金山下，虽积劳成疾，行走困难，但仍坚持率部前进，翻过大雪山，到达懋功。懋功县两河口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率部先越过草地，于10月进占陕北吴起镇与徐海东等率领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1936年5月，左权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不久，他率领部队西征陕甘宁边境地区和南下策应红二、四方面军，曾先后在甘肃东部的曲子镇、马岭歼敌2000余人。9月，再率部楔入甘肃静宁、会宁地区，攻克会宁县城。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相继在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这时，为了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5个军从会宁至固东的4路进攻，他指挥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团一部，在山城堡采用拦头、截尾、冲腰等战法，对追敌七十八师进行分割包围，发挥红军近战、夜战的特长，发起猛烈攻击。经一昼夜的激战，俘毙敌军15万余名，粉碎了胡宗南部的进攻。对于他指挥的这次战斗，刘伯承在《纪念左权同志》一文中曾作了高度评价，说这是他“部署作战，细致周密”的“一个范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十八集团军)，左权被任命为副参谋长。1937年9月，他随八路军总部于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不久，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首次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凶焰。1938年2月25日，八路军总部办事处刚由临汾到达府城(即安泽县)时，与进犯的3000多名日军遭遇。他随朱德指挥办事处的两个连队，在府城左侧阻击日军。由于形势危急，他先命令部属将朱德总司令护送到20里外的安全地带，而自己则坚持在阵地指挥战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掩护群众脱险，保证了临汾军需物资的顺利疏散。
1938年4月，为了粉碎日军3万余兵力分9路向山西东南地区进行的“分进合击”，按照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左权率部于9日在武乡县马牧村突破日军包围，攻占沁县，先解除总部之危。然后于16日配合奉命直插武乡的一二九师，在长乐地区狭窄的河滩上将日军苫米地旅团3000余人截为数段，血战一昼夜，歼灭大部日军。接着乘胜追击各路回窜日军，从而粉碎了这次日军重兵的围攻。
1939年4月，左权在潞城县北村与刘志兰结婚。此时，他已34岁。7月，他率八路军总部机关直属队强渡漳河，进驻武乡县砖壁村。10月，他调集部队将对北岳地区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日军主力包围于黄土岭，歼灭900余人，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并撰写了《从打死阿部规秀中将，说到日寇围攻晋察冀边区》一文，总结了八路军取得冬季反“扫荡”胜利的经验。1940年2月，他兼任八路军总部在太北地区成立的第二纵队司令员。由于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引起一些国民党顽军将领的不满，他们不断在太行山周围挑起争端，制造“磨擦”。3月，国民党军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来到八路军总部，声称要向八路军“恢复失地”。起初，朱德和左权晓以民族大义，劝告朱怀冰要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重，不要搞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朱怀冰不听劝告，坚持要恢复“失地”。他拍案而起，义正词严地列举朱怀冰的至交侯如庸部挂上“皇协军”臂章，以及同朱有患难之交的庞炳勋不断用弹药供应伪军高德林、张英武部的事实，将朱质问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朱怀冰回去后即同石友三部进犯太行山区，左权率部坚决回击，将朱怀冰的两个师1万余人歼灭，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在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中，左权先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制订了作战方案，然后赴一二九师、一二○师驻地作周密的部署。战斗从正太路打响后，他每日及时掌握战况，查看地图，研究敌情，起草电稿，有时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一天深夜，他端着蜡烛站在地图面前思考作战方案，竟紧靠墙壁睡着了，直到手中蜡烛头把手指和地图烧着才惊醒过来，他脱下上衣将火扑灭，再用冷水浸了浸头，换上蜡烛，又继续工作。在关家垴最后的决战中，他还亲自去前线指挥，集中三八五旅、五八六旅、新十旅、决死队一纵队和指挥部特务团等部，围歼了日军片山旅团的大部。百团大战，在历时3个半月的时间内，共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余人，俘日伪军186万余人，摧毁日伪据点2900多处，并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后来，他在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所写的代论《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一文中指出：从正太路破袭战到关家垴歼灭战，百团大战雄辩地证明了日寇“扫荡”华北所采取的“囚笼政策”与“堡垒主义”是完全能够击破的，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为了解决八路军严重缺乏枪械弹药的困难，早在1939年，左权曾亲自筹划，在太行山区的黄崖洞建立了一座兵工厂，每月可生产装备4个营的七九步枪和掷弹筒。朱德称它是八路军的“掌上明珠”。黄崖洞，位于太行山区黎城县北部的赤峪沟，四面峰岩环抱，壁立千仞，是一处险要。1941年11月，日军三十六师团和四一九混成旅团共5000多人向这里发动凶猛进攻，企图摧毁这座兵工厂。为了打好黄崖洞这场保卫战，左权对警卫团作了周密的部署。强调“此次作战要掌握一个‘稳’字，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依靠有利地形，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杀敌致果”。他命令部队“首先到山口处顶两天，杀杀敌人的势头，再回二线和山中坚决阻击，咬住敌人，歼灭敌人!”战斗打响后，日军向警卫团阵地发起多次进攻，将重磅炮弹、燃烧弹、毒气弹一齐抛来。警卫团深藏不出，相机歼敌，挫败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到第八天，黄崖洞北面桃花寨阵地因汉奸带路而被日军突破。但当日军进入黄崖洞时，机器早已安全转移。接着，他又指挥部队进行反包围的战斗，将日军赶出黄崖洞。这次战斗，警卫团仅伤亡160多人，占日军伤亡1/6。八路军总部为此特授予警卫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荣誉称号。
身处战争环境，左权注重钻研军事理论，并能理论联系实际，指导战争，总结战争。早在黄埔军校和苏联学习期间，他就以军事学识深、有造诣见称。正如刘伯承、邓小平在《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中提到他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时所说：“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于同学中。”说他“善于从经验中抽取与总结出原则的理论，发现规律，来指导新的实践。”事实也正是这样。从他生前在报刊上所发表的40多篇文章，以及保存的10多万字的遗著来看，他在军事等方面所阐述的许多精辟见解，对于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无疑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左权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还十分重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工作。他在1938年12月主持召开的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师旅团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根据军队的实际情况，参照苏军参谋业务，制订了第一个司令部工作条例，即《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建立了司令部各部门机构，确定了工作规则，并身体力行，作出示范。1940年冬，在总部与一二九师举行的后勤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论我军后勤建设》的报告，强调“后勤部门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没有只有前方而无后方的军队。军队组织越复杂，技术越发达，后勤工作的地位也越重要”，所以“没有健全的后方工作，就没有正规军，没有健全的后方工作，就不会有前方的胜利”。但如何做好在“各种情况下的后勤工作”呢?他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特殊情况下，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依据我们可能获得的特质基础，供应军队；另一方面，也是基本的，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努力生产，解决供应军队的需要。”这对保证前方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
左权还非常重视对部队进行官兵一致、干部要爱护战士的教育，尤其对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红军抓得更紧。大约在1931年他任红十五军政委期间，就十分强调要尊重士兵的人格，不容许有打骂体罚士兵的事件发生，他甚至提出“军阀主义是‘头号敌人’，必须首先打倒它”的口号。他自己也经常下到连队，多方了解战士的情况。
左权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廉洁奉公，“从来不为私利作任何打算”。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他把自己的津贴和稿费捐出来公用，同大家一起开荒生产。他提出“把破旧的衣服补好，将新的衣服还给公家”，“一个麻纸信封要用四次”。有次，他把口粮送给从河南逃荒来的农民，还送种籽帮助他们开荒度日。他把缴获分给他的乳制品送给伤病员，把仅有的一床军毯送给新来的干部，而自己只留下已经盖了多年的薄棉被。特别是他对国家民族存亡表现出了高度责任感，这从他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就可以表现出来。现节录如下：
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夺，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杀光，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被捉去，供其兽行……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现在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了一个严重的关头……不管怎样，我们要坚持到底……政府都迁了，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的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在革命事业上，是具有光荣历史的。
我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了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们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坚决战斗。
1942年2月，日军发动以山西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为目标的“二月扫荡”。总部决定暂时转移。左权指挥警卫团，与上千名日军激战两个多小时，掩护总部直属队突围。接着，又在武乡白草坪和蟠龙多处，给敌人以大量杀伤，粉碎了所谓“二月扫荡”。5月，日军又纠集3万余兵力，分5路向八路军总部进行报复性的“大扫荡”进攻。八路军总部、中央北方局机关和北方局党校的几千名干部都处在日军包围之中。当时担任守备任务的只有两个团，情况十分紧急。22日，总部决定由左权指挥两个团在东西两头阻击，掩护各机关分开突围。他先到各阵地向部队下达了命令，要誓死保卫总部安全突围。机关干部队伍越过日军三道封锁线，于25日早来到十字岭后，日军突然包抄袭击，企图切断总部撤退转移通道。但左权早有准备，抢先把政治部的警卫连摆在谷口的两边山脊上，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见包抄袭击不成，就加强正面的进攻，飞机大炮漫山轰击。在这危险时刻，左权一边派人护送彭德怀、罗瑞卿转移，组织部队掩护机关人员突出山口，一边坚守阵地，检查总部各机关转移情况。25日中午，当总部机关突破重围后，他又发现担文件箱的同志还没有赶上队伍，立即命令身边的警卫员郭树保，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他没有同意警卫团团长欧致富极力要他转移的要求，一直在阵地上坚持看到掩护最后一批人冲出包围圈。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天下午2时，在十字岭的东山坡，一颗炮弹落在他的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头部，左权当即牺牲，时年37岁。
左权牺牲后，周恩来写了《左权精神不死》的悼念文章，高度称赞左权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撰写《悼左权同志》一文，说：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左权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朱德还写了如下一首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颁发《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军将士继承左权遗志，争取抗战胜利。晋察冀豫边区政府在涉县石门修建了左权陵墓和纪念塔，彭德怀撰写《左权同志碑志》。太行军民还将山西辽县任命为左权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左权灵柩移葬于河北邯郸晋察冀豫烈士陵园中。家乡湖南醴陵市于1985年为他建亭立碑，左权雄伟的塑像矗立在市区西山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