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高钰琪，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病理生理学与高原生理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专业技术三级，少将军衔。光荣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届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领军人才，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先后被解放军四总部评为“爱军精武标兵”，荣获军队院校育才“金奖”，被总后勤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总后勤部“科技金星”，被评为 “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2008年5月,荣立个人一等功。2014年被解放军四总部联合表彰为首批“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2015年受邀参加“九.三”阅兵观礼。近期，由高钰琪牵头制定的我军首部高原部队用氧方案与标准在全军应用推广。
高原结缘
祖籍内蒙古、成长求学在黄土高原的高钰琪，一生的事业又和高原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常常会开玩笑说，“我姓高，也许就注定和高原有缘吧”。他的姓氏的确与高原“有缘”，这算“命定”吧，有些玄妙；但真正的“结缘”则来自2次偶然却深刻的触动。
1985年5月，结婚刚一个月的高钰琪第一次跟着研究室的老师去拉萨做课题研究。虽然老师事先“警告”过，但头一次看到那么蓝的天，那么纯洁的景致，高钰琪仍然兴奋异常，来来回回抢着搬带去的医疗器械。然而很快，高原就给他上了实实在在的一课——他初次尝到了高原反应的强烈滋味。当高钰琪和同事刘福玉亲自将携带的平均重量都在五十公斤以上的二十几箱仪器全都卸下飞机，又辗转搬上运往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汽车时，他们感到气喘吁吁、心跳加速，从未有过的难受让两个年轻人感觉吃不消了。这在平原，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大事，睡一觉起来便又是生龙活虎了。可到了晚上，他们怎么也睡不着，明显感到严重缺氧、呼吸不畅，两人辗转难眠，几乎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硬是裹着大衣坐了半宿。美军高原技术手册第一页赫然写着：“军医对高原病并没有免疫力！”在这里，高钰琪尝到了濒临死亡的感觉。
在医院，高钰琪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高原病患者。许多本该是年轻力壮的患者，被肺水肿、脑水肿折磨得无精打采，躺在病床上艰难地喘息。有些人白天还在抢救，晚上再去看，就只剩一张空床了。那时，青藏高原许多地方物资匮乏，很难吃上新鲜蔬菜。但人们却总是说：“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一口气——人不就是活一口气吗?”
这次，高钰琪在拉萨一呆就是4个月，做实验、诊病、进行药物评价。期间，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深深刺痛了他年轻的心：一位母亲带着3岁的儿子到西藏探亲，在某部队服役的丈夫正焦急等待妻儿到来，左等右等，等到的却是儿子的死讯。原来，活蹦乱跳的儿子才到拉萨就患上了急性高原病，那张转来转去找爸爸的胖乎乎的小脸，在妈妈怀里慢慢变凉。可怜的孩子生前连父亲的样子都没见过。
看到专门研究高原病的军医来了，人们非常高兴，把他们当成“救世主”。高钰琪心里知道，面对随时可能夺人性命的高原病，自己当时根本无能为力。在高原，死亡随时在每个人身边，但自己却无法阻止死亡的到来，他的内心充满愧疚。
回到重庆，工作生活中那些琐碎的不如意都没有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高钰琪意识到，是高原让自己的心更纯粹更安静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1991年夏天，29岁的高钰琪随新疆军区施工部队进驻天空防区，在海拔5100米的空喀山口，他看到比他还年轻的战士一夜间倒下一大片，那紫紫的嘴唇、青青的脸，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在这里，他亲眼看见，一个19岁的新兵，刚到驻地，就因高原脑水肿牺牲，去世时，甚至连领章和帽徽都没领到手。离这名战士牺牲不远的地方，有个康西瓦的烈士陵园，里面埋着很多高原战士的遗体，其中一些战士便是死于高原病。
高钰琪忍受着剧烈的高原反应，给战士们送医、送药、讲课。尽管他每到宿营地，就反复提醒大家要尽量少动，搭好了帐篷就抓紧时间休息。可年轻的战士们却总是要比一比谁的帐篷搭得漂亮，有的战士还提着桶去很远的河谷捡石子。高钰琪巡诊归来，惊讶地看到，几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用在河谷中捡来的彩色小石子，在帐篷外的五星红旗下拼成“报效祖国”四个大字。高原之艰险竟使拳拳报国心愈真笃！七尺男儿忽然有种流泪的冲动。
“这辈子，我一定要为高原，为这些最可爱的人做点事”。
心系高原
“一定要征服高原病！”30年里，高钰琪怀着内疚和感动，前后100多次进入海拔3700米以上的高原做现场研究，挨个走访每一个边防哨所，从部队病例中找课题、做实验，加快研究步伐。30年里，高钰琪几乎踏遍了国内每一个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高海拔地区，成了高原上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
曾经，高钰琪和同事们乘坐的汽车在冰天雪地中冲出路基，翻倒在悬崖边。几个人惊魂未定地往外爬，头刚往外一探，看不到路基，定睛一瞧，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下面竟是万丈深渊！2004年，在上山途中，汽车突然冲下10多米的戈壁滩。好在失控的汽车不偏不倚，正落在一个沙堆上，这才捡回一条性命。
曾经，他所在课题组的高文祥副教授和陈建博士为了将标本带回来，背着标本箱坐长途车从拉萨回重庆。担心睡觉时标本箱丢失，还将它绑到了自己腿上。凌晨5点多钟，行驶到海拔近5000米的五道梁时，汽车翻了，两人分别从两边的窗子甩了出去。两人都是脸朝下着地，血很快就在脸上结成了冰块。接到电话后，兵站赶快派人去抢救。附近的驻军首长对赶去接人的高钰琪说:“你们这是在拿命做研究啊!”
100多次去高原，高钰琪强烈感受到，高原病研究工作是需要用生命去做的。因为除了意外事故，无论怎么防护，也不能担保自己不突然发作高原病。
“不是一个苦字能形容的｡”但和那些常年驻守高原的战士相比，高钰琪就不觉得苦了。再危险，他也没有选择放弃，甚至，还把自己身处的危险当做一次次难得的医学实验。而每到一处，高钰琪在专心进行现场实验、走访查体的同时，都会将当地的海拔、高原反应的相关症状、当地交通状况等等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回来后，将相关数据、路线清楚地描绘在地图上。从哪条线走高原反应强烈，从哪条线可以最快转运救治伤员，在这张地图上都能找到答案，这地图上描绘的线条就是“高原救治生命线”。
动摇，也曾经有过。毕竟每个人都有复杂的人性，但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清楚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1993年，他到美国进修，1996年临回国时，好几家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都向他伸出橄榄枝，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此时，到国外探亲的妻子女儿也开始习惯于国外优越的生活。他心中的天平有些摇摆，连续一周都在艰难的抉择，是的，留在国外，有优厚的待遇、有最先进的实验平台、提前过上“中产生活”、拥有让一般人仰视的光环、惠及妻儿，但一想到因此背弃自己的信念，又觉得有些遗憾，将一辈子难以弥补。“当我准备作出退缩的决定，眼前突然浮现出那面在祖国边疆迎风飘扬的国旗，战士用鹅卵石在帐篷外摆出的“报效祖国”四个大字，浮现出那一张张紫唇青脸……我立即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毅然回到祖国。在以后的人生中，每当很苦时，我也会有‘不干了’的想法，但这想法总是在脑中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坚定地‘要干下去’。”
如今，在所有的大学同学中，高钰琪是大家公认的“最好找的人”。自从来到第三军医大学，这么多年他除了上高原，一直没有“挪过窝”，甚至连研究课题都没有变过。大家都会这样说，“哎，就是高原军事医学系的高钰琪嘛！”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高钰琪面对媒体时常常显得有点为难。他知道媒体喜欢听感人的故事，而自己100多次上青藏高原、走遍高海拔哨卡的研究经历，无疑更让媒体充满期待。所以在媒体面前不善言辞的他，每次接受采访前，总是不忘表达自己的歉意:“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人｡”
探索高原
高钰琪眷恋着高原，眷恋着高原上的生命，眷恋着高原病研究的团队。高原医学发展的责任感与危机感时时在促使着他争分夺秒地去面对今天，迎接明天的挑战。他的时间总是被科研挤占着，在他的作息时间表中，似乎完全没有节假日这个概念。正是高钰琪的人格魅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被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他们说:“有高主任就有活力，跟着他干，有劲!”
熟悉高钰琪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务实而低调的人。干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他一贯的准则。探索高原病的发病机制和防治措施既需要在高原现场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实验室的研究。第三军医大学有着几代人倾心打造的、亚洲最大的低温低压舱群，有着做高原病研究最好的条件。这里，不见巍峨的大山，不见皑皑的白雪，然而，走进去，很快便出现头疼、厌食、失眠等急性高原反应的症状。在低压舱群里，人和实验动物在半小时内，就可以由平原直接进入4000米以上高原环境，并且可以按实验要求变换高度，调节舱内温度，观察到一个动态过程，其模拟高原环境，最高可达10000米以上。多年来，高钰琪也一直是在低压舱工作时间最多的一个人。
为了得到准确的实验数据，高钰琪常常窝在低压舱，一遍、两遍、几十遍地反复实验，反复琢磨。有的实验往往设想得很美好，但数据常常一等就等到了半夜，结果又不理想，又得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长期在高原环境中做研究，给高钰琪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每逢夏天，舱外是三四十度的酷热，舱里是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每天在这样的极限环境中“轮回”一次，铁打的汉子也有吃不消的时候。再加上多年高原的奔波，与同龄人相比，高钰琪显得“老相”：谢顶，紫红的脸膛，大脑供血不足，严重时得住院治疗。别人看望他，他总是那句话：没事，不过是军医对高原病没有免疫力！
造福高原
高钰琪和他的研究团队终于给雪域高原带来了福音：1986年，还在读研究生的高钰琪研究证实，缺氧时肺血管平滑肌细胞外的钙离子会从细胞外进到细胞内，从而引发一系列收缩。这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发现，却为后来用钙离子阻断剂治疗缺氧性肺动脉高压和肺水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长年类似极限训练的研究环境中，高钰琪带领的科研团队系统研究了高原肺水肿、高原心脏病和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措施，提出了大批急性重症高原病的现场救治方案，提出了快速提高急进高原人群低氧耐力的预缺氧复合锻炼方案并研制出配套的辅助训练器材，提出了大批人群的预测指标体系和方法，构建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高原军事医学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博士后、博士、硕士和高原医学专业本科生在内的高层次高原医学人才，为部队举办了多期高原医学培训班。
2006年国家科技奖评审中，评审组专家到第三军医大学对高钰琪领衔的研究成果进行现场考察。按照惯例，专家们先是看材料、听汇报。在学术界普遍强调国外SCI论文的大背景下，有的专家对这项申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成果提出质疑，认为在国外顶级杂志发表的论文比较少。然后，接下来的程序是看高原病研究现场。3700米以上的高原，专家们走了一趟。刚从高原上下来，几位当初心存疑虑的专家找到高钰琪说：“以后我们要建议评审程序改变一下，应该先上高原看现场，再坐下来听汇报、看材料。如果先看现场，我们会对你们的成果给予更高的评价。你们研究的意义不止在于理论，而是在于应用！”
就在这一年，由高钰琪教授主持，第三军医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西藏军区总医院、兰州军区18医院等单位联合完成的《高原病的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项目通过12万余例病例观察和大量的实验研究，率先提出了高原病的分型方案，系统阐明了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的发生机制，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高原现场综合救治措施和大批人群进入高原的综合防护措施。通过30多家军地医院运用，成功救治了10余万名高原病患者，使我国的急性重症高原病发病率由15.6%降低到1%以下，病死率由37%降低到0.5%以下。
这个“一等奖”非同小可，它作为中国高原军事医学的“代表作”，为我国高原医学走上国际研究的最高点赢得了“入场券”。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主席等国际著名专家都给予了这项成果高度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全军因高原病而牺牲的情况基本杜绝，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战斗力。
近年来，高钰琪将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部队，在重大任务卫勤保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提高了急进高原部队遂行训练作战任务的卫勤保障能力。作为组长带领第三军医大学高原病防治医疗队参加玉树抗震救灾，表现优异，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作为全军最大规模高原演习——“使命行动-2012”专家组成员，为总部提交了18份高原卫勤保障方案（预案），应邀为总参和参演部队首长做了“高原病防治”专题讲座，为参演部队做了6场“高原卫生防护知识”宣讲，并被总后卫生部授予“使命行动-2012”赴藏综合试验演练卫勤活动突出贡献奖；作为评估组专家，参加“卫勤使命-2013K”跨区机动高原支援保障演练，负责制定了《机动卫勤力量高原适应性评价标准》；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完成总后重大专项《高原部队用氧方案与标准研究》，其成果为高原部队科学用氧和制供氧建设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