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记者：可以说，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法治实践创新。面向新时代，中国法学如何更好回应现实需要？
张文显：当前，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起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性问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学学科体系，致力于传统学科转型升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跨越发展。
法理学、法律史、宪法、民法、刑法等传统学科持续不断地为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但相较于法治建设的实践创新，也出现了智识隔绝、知识老化、方法陈旧等问题。必须要更加注重立足国情实践和本土资源开展研究，充分总结中国法治实践经验，逐渐摆脱对西方法学理论、研究资源和研究方法的依赖。
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任务。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立法学、司法学、网络法学、数据法学、计算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空间法学等就是诸多新兴学科的代表。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学科大多数还没有资格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表明学科地位的范畴概念体系。
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不是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可以独立解决的，需要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网络工程学等诸多学科的参与。发展法学的交叉学科，一方面，要打破法学内部的学科壁垒，比如有人认为，我的教研室开这门课，别的教研室就不能涉及，不能“抢饭碗”，这种“习惯”要改正；另一方面，要善于与其他学科“交朋友”，推进法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法学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记者：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高质量的法学教育。您一直耕耘在法学教育一线，如何评价中国法学教育40年来的发展？
张文显：新中国成立初期，相继建立了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此外，还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设立和恢复了法律系。这就是在中国法学教育界赫赫有名的“五院四系”。
“文革”期间，法学教育陷入停滞，仅剩下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还在办学。40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历经恢复重建、快速发展、改革创新，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结构比较合理、整体质量稳步提高的教育体系。无论是法学院校的规模，还是法学专业学生人数，均已位居世界首位。
在规模发展的同时，法学教育的质量稳步提高。一个基本适应我国法治人才需要和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可以说，如今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今后，我们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教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来教书育人。
记者：作为一名老师，您对青年学生在学习方面有何建议？
张文显：我是“文革”期间入学的。受当时的社会条件所限，我们所学的法学知识带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但是，也是在那时，我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种收获是长期管用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读经典的东西相对少。经典是啥？是千锤百炼、精雕细刻出来的。它的思想性、理论的深刻程度、写作的规范程度，以及引证文献的充分性，都不是一般的著作能比的。所以，我总是说，一个大学生不能和经典擦肩而过，每个学期至少要读两本堪称经典的著作。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大约两年时间，轮不到青年教师上课。我就跑到哲学系、经济系、文学系、历史系去听课，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几乎都听了一遍。所以，后来无论是和哲学、史学还是经济学等学科，基本都能够对上话。直到现在，我都要求我的研究生必须得跨学科选择2到3门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