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讲清楚”】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为深入学习“四个讲清楚”的深刻内涵，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本刊自今日起特开设《四个讲清楚》专栏，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主题刊发系列理论文章。
在山东曲阜举办的祭孔大典。新华社发
作者：何中华（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历史选择，集中体现着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作为民族性的规定，“中国特色”内在地蕴含着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的塑造和建构。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土壤，既是广义的文化本身，又浓缩并表征着狭义的文化因子。作为时代性的规定，“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一个东方大国实现的“实践能力的明证”。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社会主义，任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都离不开同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土壤和文化传统及其所决定的历史背景的内在结合。
壹
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其中内蕴的一以贯之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885年4月，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曾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他强调指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倘若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足够的了解或者不尊重，就不可能从实践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应用。而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又折射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深邃背景。1887年1月，恩格斯在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又写道：“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指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者注）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所谓“亲身的经验”，同样离不开经验者被历史的存在所建构着的解释学意义上的“前见”。作为此在性的存在，经验者总是遗传并分享了他所属的那个传统的文化，从而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因此，人们在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不能不渗透着文化的变量，这个变量对于这种实践来说，无疑具有本质的意义。
贰
中国之所以选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条件包括文化条件成功融合的历史结果。
随着人类普遍交往的日益拓展和深化，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得以实现。“世界历史”的崛起，意味着考量中国社会演变的前途和命运，不能再囿于中国本身，必须着眼于“世界历史”这一宏大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征服及其所造成的不对等，同时也表明中国已被纳入“世界历史”范畴，构成其内在的有机部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演进，其方向和路径开始作为“世界历史”现象而被规定。如此一来，中国与世界之间实际的相互改变，就成为“世界历史”本身的重要建构。这一特定历史情境，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从而自觉地具有了一种全球史观的眼光。例如毛泽东、蔡和森、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等，都强调中国革命的实质和前途需要置于整个世界的坐标中加以讨论。蔡和森指出：“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1921年6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杂志在《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一文中指出：“现代的经济变动是世界的，不是国别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的使命。”东方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才是可能的。
叁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一开始是被作为“大同理想”来认知的。这固然是跨文化翻译的最初阶段所难以避免的“格义”，但也的确反映出两者间的相通和一致。儒家的大同理想，构成社会主义思潮得以在中国传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其社会理想同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兼容的性质。也正因此，社会主义才能够在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中深入人心。
从文化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特有的亲和性。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成为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的深邃文化背景和重要文化尺度。梁启超当年就认为，“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指社会主义——引者注）最精要的论据”。孙中山也是把“社会主义”称之为“大同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蔡元培在为李季翻译的英人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所作序言中，一上来就把社会主义学说同中国儒家的社会理想作类比，认为“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并从孔子、孟子和《礼记·礼运》里找出相似的段落加以证明。
随着“西学东渐”，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纷纷传入中国，并在思想舞台上竞相上演，诸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等，但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才最具有可实践性，能够契合并满足中国社会得以拯救和中国文化得以革故鼎新的紧迫需要。中国后来的实际发展和历史演变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确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获得了“实践能力的明证”。
肆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道德感召力始终构成革命者持久战斗力的文化根基。牺牲和奉献精神、坚韧而顽强的意志力、革命者的虔诚信念、人民群众的道德觉悟……这一切都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中国革命艰苦卓绝，其历时之久、范围之大，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宏大的革命运动相比都毫不逊色，堪称历史的奇迹。用美国记者斯诺的话说，正是“绝对的信念”才能够产生出“大无畏的气概”。以史诗般的长征为例，就像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谈话中所总结的那样：“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强调德性的力量，这既是中国特色，也是在中国大地上成就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优势和可靠保障之所在。而这一价值取向，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中国文化得以绵绵不绝地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20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