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做“无当时誉”之事
东晋的谢安因淝水之战而广为人知，然而对于江苏江都的百姓来说，更感念的是他筑埭治水的千秋之功。据载，为杜绝因旱涝频繁而导致的庄稼连年歉收，谢安带领民众在甘棠以北筑起拦水大堤，时称“埭”，这种“埭”，“随时蓄泻，高下两利”。《晋书》评价谢安的这一功绩是“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
北宋熙宁年间，来赣州任知州的刘彝组织人力奋战数载，挖出了“作水窗十二间，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顿息”的福寿沟，从而彻底消除了赣州水患。900多年过去了，福寿沟至今还在造福着当地百姓。
无论是谢安带领民众筑“埭”，还是刘彝组织人力挖福寿沟，尽管他们都“无当时誉”，但千百年来，人民把他们这一“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功绩写在了史书中，刻在了石碑上，记在了心底里。
唐朝的崔戎在任华州刺史时，做了很多“无当时誉”的好事，离任时，当地百姓都舍不得让他走，拦在路上，拉断了他的马缰绳，脱掉了他的官靴，留下了“脱靴遗爱”的美誉。在古代，尽管对激励官员做“无当时誉”事没有具体的考核举措，但历朝历代都注重官员“人过留名”，引导大家多做去后为人所念想的事。比如《说苑》中就说，“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而“六正”之首，就是“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即要求官员“形兆未见”，未雨绸缪，不为一时得失斤斤计较，多为长远发展谋篇布局，多做让后人乘凉的事。
古人云：“政如农工。”为官一任，谁不想造福一方？然而，在造福什么的选择上，有人却选错了方向。有的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追求政绩立竿见影；有的好另起炉灶，厌走“老路”，随意推翻前任规划；还有的寅吃卯粮堆“盆景”，透支资源建“地标”，在追求“任期效应”中把造福工程变成了造“负”行动。
有人把干部分为三类：一类是栽树型，这类干部爱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事；另一类是种菜型，这类干部眼睛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一茬收一茬，满足于短期效益；第三类干部是插花型，这类干部重表面文章，善“花拳绣腿”，所做之事没有根基，难以持久，如瓶中插花，最终只是昙花一现。
“世间的人千万种，我只钟情于你这一种。”在我党历史上，一批批栽树型干部被人们钟情，在人间传颂。从“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好干部焦裕禄，到“退休福不享，栽树二十年”的“草鞋书记”杨善洲，再到“想着自己的人被尘土埋没，想着群众的人威名远扬”的“樵夫”廖俊波，尽管价值标准随时代方位不断变化，但不计当时誉、追寻千秋功的为官品格，始终都是优秀共产党人的本色。心中装着人民、心向党的事业，自然会不戚戚于任上就干出惊天政绩，不汲汲于马上就累积显赫声名，就会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气度，就会像山西省右玉县18任县委书记坚持植树造林那样，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政绩“写在山川大地，印在老百姓心底”。
“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一些干部之所以爱“插花”，根子在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这种类型的干部，干工作不是从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是从一己之私、一时之利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场面上追求轰轰烈烈，效果上希望吹糠见米，为自己提职晋升捞取资本。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当前，我军“脖子以下”改革正全面推进，攻坚克难的任务非常繁重，改革的“硬骨头”也更加难啃。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各级干部从具体而微的基础性工作做起，在抓事关战斗力建设的每一件工作中，既谋一时，更谋万世；既谋一域，更谋全局。“不努力不行，但急于求成更不行”，只有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才能为部队长远建设打牢厚实底座。
（作者单位：68207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