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饰之文”最无益
■贾世江
宋太祖赵匡胤要扩建东京城，在赵普的陪同下，亲自到朱雀门去察看。远远地看见城门上题写4个大字：“朱雀之门。”太祖问赵普：“明明是‘朱雀门’，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之’呢？”赵普答道：“‘之’字是语助词。”太祖听后一笑：“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之乎者也”这一套，多为官话套话，只鼓捣词而不办实事，闭门造车，毫无价值，助长了官场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的恶习。晚清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感叹：“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
官话往往说得冠冕堂皇、义正辞严，但都是“不打粮食”、不击要害、不明时限的空话套话。封建官场常靠此类官话，滴水不漏地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类似“殊与体制不合，所请毋庸置议”“例章所格，未便转详”“务须筹酌妥当，在容请示办理”云云，三言两语，就可以将各类事务打发，叫你急不得、恼不得。
据《梦溪笔谈》记载，庆历八年夏，黄河河北方向决口，适逢掌管此事的使臣来京述职。宋仁宗召见他：“河北的水灾怎么样了？”使臣回答：“怀山襄陵。”意为洪水包围了高山，淹没了丘陵。又问：“群众怎么样了？”回答：“如丧考妣。”意为像死了父母一样悲伤。这位使臣面对皇帝的问询，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但对具体受灾、赈灾的情况一无所知，显然没有把灾情民瘼挂在心上。宋仁宗明确要求：“今后这些人上殿报告事情，一概实话实说，不得搬弄辞藻。”
“涂饰之文”最无益。应该说，历代统治者不乏头脑清醒之辈，敢于硬起手腕、拉下脸来进行整治。
朱元璋对茹太素的冗长之文，办法是先杖责一顿，再制定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
同样以铁腕治吏著称的雍正，对“涂饰之文”深恶痛绝，批评起来不留半点情面。比如，他在朱藻的折子上批示：“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在马尔泰的折子上批示：“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在伍格的折子上批示：“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在索琳的折上批示：“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对一支军队来说，战争是最严格的审计师。如果听任“涂饰之文”大行其道，影响的不仅是办事效率，而且注定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法国在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么一败涂地，要么付出巨大代价方才惨胜，参谋机关整体素质不高是个重要原因。富勒对此曾评论说：“当战争在1870年爆发时，我们发现第二帝国的参谋本部军官，都是一些刀笔之吏，不是少不更事之徒与军队完全没有发生过接触，就是长胡子的老人，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
军令急，军情迫，容不得半点拖泥带水。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每一次讲话、每一份命令，都可能事关战场胜败。如果指挥员一张嘴就是那些空话套话，一行文就是那些“壳如西瓜核似绿豆”的冗长之文，一重视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胜利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
宋时轮将军一次到部队调研，单位领导汇报时以“自我表扬”为主。汇报完毕，将军问：“你姓什么？”领导回答后，将军说：“你不是这个姓！”对方不解。将军又说：“你姓王，叫王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今天，我们正在深入推进改革强军，应下决心彻底与形式主义、假大空虚、繁文缛节那一套决裂。只有始终把“战”字刻在心上，像打仗那样、按打仗需要办文办电，才能在未来战场多一分胜算。
（作者单位：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工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