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驭器下好先手棋
20世纪以来，军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表明，理论与技术呼应，思想与行动并进，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按照这个时代的要求，加强我国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道”“器”关系，军事理论研究必须敢于迎接未来国防科技的挑战，同时又要善于引导未来国防科技的创新。必须坚持理论与技术同行，必须坚持道器并重。
习主席强调指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有科学理论作指导，这既包括思想政治上的理论指导，也包括军事战略、军事斗争方面的理论指导。国防科技创新同样如此，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引方向、明确重点、规划路径、提供方法，也就是要注重以道驭器。科技创新引发军事变革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作战需求、战略思想、军事理论等规划、选择的结果。2015年，美国确定的五大颠覆性技术领域，就是在“亚洲再平衡”战略和第三次“抵消战略”指导下提出来的，其实质就是要颠覆“信息技术主导下的精确作战能力”，改变“非接触精确作战”的“游戏规则”，揭开了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序幕。当前，我们正由全面的“追赶者”向部分领域的“并行者”迈进，并在某些领域加速向“领跑者”靠近。因此，我们不能囿于昨天的思维设计明天的战争，只盯着主要对手和当前任务适应需求，而是要用前瞻眼光密切关注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态势，瞄准未来可能“打什么仗、和谁打仗、在哪打仗、怎么打仗”，通过设计战争创造需求，真正牵引和驱动国防科技创新。要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积极建设高端智库，聚焦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提出实在管用的对策建议。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它是指人类理解、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以认识真理为最高目的，其主导精神是知识理性；二是技术，它是指人类征服、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以实用为最终衡量标准，其主导精神是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由此，历史上形成“为求真理而认识”和“为求实用而认识”两种不同的科技价值观。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曾指出：“一般而言，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者，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视野和方法。这一状况，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重器轻道”实质上是实用理性的产物，映射在科技创新上就是缺乏对科技原理穷追不舍的求真精神，科技政策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探索研究重视不够。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动力。只有超越“实用理性”，才能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耦合，技术研发与装备创新交相辉映。因此，我们要以先知先觉的“头脑”，自发自觉的行动，洞悉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动向，关注世界专利进展，超前布局、超前谋划。要围绕支撑武器装备和重大技术突破，推进变革性研究，在新思想、新发现、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上积极进取，强化源头储备。要加强面向军事战略需求的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的基础前沿研究，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复杂系统、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