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军区某团近来依据大纲严抠细训，力求把战斗力链条环环练过硬。图为炮兵连战士进行反坦克火箭筒操作训练。师创 摄
国防科技创新要注重以道驭器，超越实用理性，谋求以器兴道，秉承“制器尚象”
倘若要用最简洁、最契合的语言来浓缩中国科技思想的精髓与要诀的话，那就不能回避两个词语之间的关联，即“道”与“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范畴，这两个词语背后蕴含的思想，是破解国防科技创新的密钥。习主席最近指出，我军必须高度重视战略前沿技术发展，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主动，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要抓紧搞好创新性、突破性成果转化运用，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领会习主席有关国防科技创新的战略思想，就必须深入认识、处理好国防科技创新中的“道”“器”关系。
何谓道器？《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注重意会、直觉等非逻辑思维方式，常常给后来者理解与诠释造成困惑。于是才有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大道无形”，才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其实，“道”的象形字上为一个头，象征着一个人在头脑的支配下朝着道路上的彼处行走，是抽象化的意蕴。就这一点而言，它与科技创新活动有吻合的接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活动无非也就是人在自觉意识支配下从事的发现与发明活动，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方式、规则与方法。显然，在这一点上，“道”与“器”找到了接头的“暗语”。道器问题，在不同的学术领域，纵然有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但从军事学的角度看，所谓道，就是规律，是道义、是战略、是文化；所谓器，就是器物，是手段、是技术、是装备。如何处理道器关系，涉及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速度、效益和成败，事关重大，不容小觑。
重道轻器还是重器轻道
道器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作为科学技术产物的兵器，进步也相当迟缓。如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明确将道、天、地、将、法列为战争五事，却并不言器，绝非偶然，它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中，兵器的进步与创新问题还未进入军事家的视野，从而形成重道轻器的传统。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兵器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震撼，中国古老的重道轻器传统受到根本质疑，工具主义抬头且兴盛。矫枉过正的结果，是逐渐形成重器轻道的思想观念。延续至今，表现在言必称美军，言必称装备，重技术轻战略，重军事轻政治，重理工轻人文，即使在信息化建设中，也只看重硬件建设，有意无意地轻视软件建设。
重道轻器固然是片面的，但矫枉过正，重器轻道也是片面的。
其实，中国人早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就已饱尝重器轻道的苦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主张尽管有开放的、积极的一面，但其潜台词无非是“中体西用”，说明当时的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只看到人家的经济和技术进步，试图重视物质手段建设，却忽视了战略，忽视了人文精神，忽视了隐藏在经济技术等物质手段背后的思想价值观念。洋务运动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已经表明，重器轻道此路不通，是形而上学之两极思维在国防建设中必然引发的历史悲剧。
人类的思维规律总有类似之处，在西方也存在道器关系问题。西方世界从近代以来，一大批科学泰斗如日中天，科学技术进入狂飙突进的时期。正是以此为背景，西方的军事技术异军突起，成了殖民者掠夺和征服世界的有力工具。在这个时期，军事技术对于军事理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作为这一时期军事理论家的代表，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略五大要素与孙子的战争五事相比，明显增加了科学技术的成分。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迅猛，理论相对滞后，西方世界普遍盛行的是技术决定一切，即中国人所说的重器轻道。
西方的技术决定论即重器轻道观念在19世纪得到纠正。作为一个转折点。19世纪在社会科学领域，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诞生了麦克斯韦方程。这两大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判断，指出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走向，促使后来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得以结伴同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军事领域。如果说，在技术决定论的背景下，马汉的海权理论只是对几个世纪以来前人的海战实践作了一点总结，那么，20世纪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杜黑的空权理论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富勒、杜黑的理论不但基于军事技术的先期发明，更促进了后来装甲技术、航空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从这时起，国防科技的战斗力倍增作用空前强化，而军事理论、军事战略对军事技术的导向作用、牵引作用也逐步彰显，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受到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