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没有“幸运日”
■伍正华
如果没有84年前的那一天，9月18日或许会成为许多人挑选的“幸运日”。但是，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它却成为我们永远的“国耻日”！
84年过去了，柳条湖那段陈旧的铁轨，早已被先进的高铁路轨取代，但当时的爆炸声仍回响在耳，曾经的伤疤仍隐隐作痛。
苦难的何止是那一天，长达14年的抗战算下来是5000多天！伤亡的何止是200多名官兵，中国自此而始付出的是伤亡3500多万人的惨重代价！炸毁的何止是几根枕木，而是让中国现代进程的列车再次脱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几个中下级军官秘密策动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实则有着必然性。侵略者蓄谋已久，早欲吞下“满蒙”这块嘴边的肥肉。至于哪一天动手，不是这个日子就是别的日子。对于弱国而言，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力。
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才留下那么多遗憾。日军挑事的不过是一个180人的中队，而北大营驻扎着一个几千人的旅；日军攻打锦州，20万东北军一枪不放全部撤进山海关。距柳条湖爆炸不到12小时，沈阳陷落，日军付出的伤亡仅为24人；同年12月底，不到3个月时间，东三省陷落。一个中队对一个旅，1万对20万，面对这样的兵力对比，许多人多年后仍发出锥心泣血之问：如果中国军队当时奋起抵抗，结果会怎样？
但冷静想想，战争胜负仅仅取决于兵力的对比吗？仅仅取决于将帅的意志决策吗？非也，战争从来都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时之中国，列强捅刀子，屈辱条约一个接着一个；自己动刀子，连年军阀混战，可谓内忧外患，贫病交加，不是睡狮，而是病狮，至少是一只伤痕累累的狮子，惟剩庞大的躯壳而已。
1935年，长居山东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凯瑟琳•汉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真希望你们能感受一下这片被遗弃之地的落后气息。此地离海岸线仅仅75英里，但其萧瑟却恍如《圣经•旧约》中所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全亚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在日俄战争中一举打败了欧洲强国俄罗斯，从亚洲强国跃升为区域性帝国。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1924年，孙中山曾在神户发表演说，表达了实行亚洲联合的美好愿景，在东京政界却受到冷嘲热讽：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协作，而是由强国主宰。如此看来，即便九一八的历史可以假设，东北军或可改变一役的结局，或可推迟战争的爆发，但阻止不了日本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减轻不了中国必须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和巨大牺牲。这是残酷的战争辩证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或许，比这些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亚洲战场死死拖住80万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却在胜利之日几乎成了“被遗忘的盟友”（参见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许多应得的权益没有得到，比如归还香港、归还钓鱼岛等。战时美国甚至流行一个笑话，蒋介石名字的英文发音被念成“兑现我的支票”。因此，蒋介石愤懑地写道：“我确信美国的政策只不过是居心叵测地利用我们。”胜利了还是靠边站，证明中国还是很弱，没有足够的谈判砝码。
强国梦助推强军梦，强军梦支撑强国梦。为什么两个梦里都有一个“强”字，一是因为弱，我们承受了100多年的屈辱；二是说明我们现在还不够强，是大国而非强国。今天，我们重温历史，重揭伤疤，就是为了永远铭记，只有国家强、民族强、军队强，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让每一天都是人民的“幸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