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觉醒与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
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民族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是使民族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实质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
“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朝代、邦国、家室的总称，即“一姓之天下非万姓之天下”。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区区百余年的历史。
1902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久，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不但将德国政治理论家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后数年间，孙中山、杨度、章太炎、李大钊等多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从理论上逐步将其涵盖到本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在抗战初期《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铿锵旋律中，人们才深切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