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即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东北各族人民面临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运，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并荒唐地提出“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社会干预”。
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其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代劳？”
在强权和实力主导国际舞台的状态下，中国在反侵略时只有自己表现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争得尊严，否则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从李鸿章甲午之战“以夷制夷”的失败，到南京政府乞求国联干预落空，都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侵华野心并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而有所收敛，反而益发膨胀起来。
1932年，日本为侵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燃起了广大民众与爱国人士的反抗烈焰。
1935年，日本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热潮。
1937年，日本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彻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回顾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换来的，是被列强一“棒”一“棒”打出来的。尽管民族意识的觉醒艰难曲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历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时闪现。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其民众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革，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只有到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觉醒最终得到集体呈现并引发质的飞跃，演绎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场景。
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所写的：“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从“死中国”到“活中国”，这确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