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思考
新世纪的“国学热”正方兴未艾，而由此展开的各种争论也同样未曾消歇。在质疑中成长，在争论中进步，正是四十年来国学事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上述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事实上，它正是当今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在古今中西碰撞之中所面临的困境、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现实处境的折射。
在现代语境中，国学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并没有所谓“国学”之说，20世纪初年以后，在西方新式学术文化的冲击下，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随着西学的传入及其巨大优势的显现，全面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保存自己的学术文化传统，便成为当时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出国学概念，试图以国学统合传统学术。二三十年代，随着北大、清华等一批国学机构的成立，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学运动。
由此可见，国学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传统学术、文化的努力与尝试。早期的国学倡导者一方面参鉴西方的学科分类与学术理念，将传统学术纳入现代学科体制之中，另一方面又着力于存续本民族的学术传统。这样，现代性与民族性便成为国学必须要面对的两极，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对于现代性之普遍性的接受，那么后者则是在此前提下对于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持守。这种张力处境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学发展历程中的主要矛盾线索，也造就了当今国学发展的一系列中心问题。
经由上述历史发生学的考察，不难看出虽然国学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保存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思想与方法上其实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现代性的支配。首先，在学科体制上，当时主要的国学机构均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如清华研究院国学科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其次，在精神价值上，虽然有章太炎等人对国学的积极提倡和弘扬，但就时风众势而言，国学只是需要研究、整理的对象，是博物馆中的陈列物，“整理国故”盛行一时。虽然有梁漱溟等人试图将五四的科学、民主与孔孟的真精神相结合，却遭到人们的质疑，被视为是落后、保守，在这样的氛围中，国学逐渐被人们否定、抛弃，第一次国学运动也无疾而终。
由此返观四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学发展，不难发现其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如果说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依照现代学科分类而对传统学术的知识整理，那么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则是历尽劫波之后向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回归。当下国人之所以把目光重新转向传统，转向国学，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外力助推，更源自内在的精神诉求。一方面，近代以来过度否定本国文化，一味地提倡全盘西化，导致历史记忆与生存方式的断裂，进而引发自我认同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能代替和解决精神生活的安顿。人是完整性的，是一种根源性的存在，需要将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一种既能包容过去，又能展望未来的学问，这就是国学。从整体上看，国学热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以如果说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主要是以现代性评判、重构民族性，那么近四十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力图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反思、重建现代性。由此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取向。
首先，在学科建制上，表现为对现代学科体制的重新检讨和反省。借鉴西方的学科体系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进行分科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果，但毋庸讳言，这种分科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中国传统学术原本有自身的体系，如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经代表核心价值理念，子代表哲学思考，史代表理历史记载与集体记忆，集代表整体的人类情感的回馈和表达。在分科模式中，中国传统学术的固有体系被打乱，国学的内容被强行与西方学科一一对应，最终导致了国学的解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舶来的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并不能完全纳入其中。以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学为例，在现代学科体制中竟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容身之地，面临被肢解的命运，五经被划分到不同的学科领域，经之为经的内在根据也遭到怀疑和否定。至于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也始终难脱削足适履的困境，无法有效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曾经影响颇广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用西学来划分中国传统学术固然有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但由此导致的中学为西学所分解乃至阉割的问题也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因此，国学的建立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学科体制，而应具有世界意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民族性的新型国学。
其次，在价值选择上，从对传统消极质素的反思批判逐渐转变为到对传统积极质素的继承弘扬。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以西方现代性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视科学、民主为最高原则，以此“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次国学热则表现出不同气象，《光明日报·国学版》发刊词提出，“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良性发展所需要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科学、民主，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谐同样是照耀世界的。因此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双向性批判，既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批判传统的专制制度、官僚本位，同时回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向的价值重估，由此，在继承五四的同时亦超越五四。
较之一般的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价值观念。对于前者而言，可以对研究对象采取纯然批判的态度，抑或“价值中立”地整理国故。而国学研究首先需要一种自觉的担当精神与弘道意识。国学研究者当然可以对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做深刻批判，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去粗取精、返本开新。在从事某项具体研究时固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但研究背后的根本关怀绝不仅限于知识本身，而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弘扬与重建。正如人大国学院黄克剑教授所说，“国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传授，重要的精神、人格的培养。传统文化中的独立人格、弘道意识、担当精神，首先应该在老师的身上体现出来，并影响到学生。”
价值关怀与文化担当意识，使国学研究区别于作为分科之学的传统文化研究以及纯知识取向的汉学研究。就此而言，国学既发源于现代学术，同时也蕴含了反思、补充乃至超越现代学术的契机与可能。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到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其间的正、反、合题正构成了国族文化、学术自觉意识的觉醒。
